我经历了战争-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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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了。
但是希腊在东大陆留下了不少反抗力量，希腊陆军的散兵游勇依然在希腊各地游荡，反抗组织也一直在持续抵抗，希腊抵抗分子被真正肃清的地方并不多，这样的情况至少到1885年5月我去雅典开东大陆远征军首脑会议的时候。
会议是讨论裁军问题，鉴于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议会提出立即对军队进行复员，封存武器，终止全部组建新部队的计划，同时在东大陆开始大规模的肃清行动，“保证所有的重建和建设计划不会受到抵抗分子的骚扰，彻底停止东大陆的动荡局面”，高调是唱得不错的。
5月19日，东大陆远征军四个集群的全体主要指挥官在雅典国民议会厅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雅典国民议会厅是个非常庞大的建筑，用繁复的花纹和华丽的装饰组合起来的这栋庞大建筑物比北京人民会堂还要大，1885年的时候它被由圣雷吉斯迁移至雅典的东大陆远征军总司令部占据了，那段时间里雅典国民议会厅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满是军人，和现在作为东大陆首府的政府机关所在大相径庭。
说是全体，但实际上也就不多的几个人：钱隆、柳平、朱良国、我，还有我们的几个副手，肖和誉、陈思远、田登、成逊，还有司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几个参谋——一共是十五个人。原定会议开三天，要决定东大陆远征军的裁退比例和具体步骤，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会没有开完。
5月20日下午1点17分，我们所有人正在会议室里讨论，由一名伪装成清洁工的希腊抵抗分子乘中午打扫会议室的时候，在会议桌底下安装了的一个高爆炸弹爆炸了，这些久经战场考验的高级军官却在战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柳平、肖和誉、陈思远还有两名参谋（一个叫乔颂，一个叫欧阳启明）身受重伤，虽经抢救仍回天无力，当天就死去了。钱隆、我和田登被炸成重伤（在从瓦砾中被扒出来的时候，钱隆已经没有呼吸了，田登也在后来几度休克，我则是腹部被弹片击中，造成大出血），其余的几个人也都受了伤。我们被立即送往雅典陆军医院接受抢救，钱隆和我第三天又被紧急送回北京陆军总医院，后来经过将近一年的修养和医治才慢慢痊愈。这件事受到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前后喧嚷了小半年。
我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东大陆远征军的裁军计划已经由国防部拟定执行，空军不动，将全部空军力量的二分之一调回国内驻防。各集群作为战时体制这时全部撤消，第一集团军被调回国内，中央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分驻罗得斯和乌尔，第二集团军则仍在西丹岛驻防，其余的部队按照作战损失来计算，伤亡过半的优先解散，其余的按作战功绩来安排。同时国防部派人负责整个裁军过程，这个命令一出，东大陆远征军原来的109个作战师和三十多万后勤人员在一年里被裁撤了一半多。柳平的北部集群各部队除了一个山地师驻防迈锡尼没有动以外几乎全部都被解散，我的中部集群除了“霹雳”特种大队和第67、68两个师没有动以外，其余也全部被解散。我不知道跟随我转战南北，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这些老战士在终于脱下军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几个旧部来北京看我的时候都痛哭流涕，毕竟看着自己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赫赫番号说撤就撤了，谁心里都不很舒服。
随后军委在1885年7月晋升我为一级大将，柳平则追认为元帅，朱良国也升了一级大将，并担任东大陆国防军司令（1886年1月1日起，中国东大陆远征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东大陆国防军）。他在回国述职的时候曾到医院来看我，谈起许多久经沙场的老部队被解散，还有许多人事上的变动，言下不胜唏嘘，1886年2月我伤愈出院，出院前去看了下钱隆。他在爆炸受的伤相当重，1886年的时候还不能起床，见到我去，他坐了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他跟我谈了些东大陆部队的事情，他直接统属的部队除了几个近卫师几乎都裁掉了，他于是很不平，因为他的直属部队都是他精中选精的拔尖部队。钱隆和希腊大小作战二百多次没有大的失败过，可以说都是这些部队打出来的。他对他们的感情很深，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渐渐他激动起来，提到那些伤残的战士时他几乎是大发雷霆了（这些伤残的士兵以前都根据原部队和受伤轻重每月发给抚恤，但这次裁军居然把他们全部归入二类部队，按二类部队的标准发放抚恤金，二类部队都是后勤运输部队，抚恤金数目只有一类部队的一半不到，国防部为了省钱搞出这种事来，让很多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人都感到心寒），于是医生进来制止了他，让他平静下来。我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以后恐怕不能常见面，保重吧。”事实如他所料，我出院后军委主席特地找了我谈，讲了许多，无非是要培养年轻人一类，他想我做下一届的国防部长，但是因为我不是军校出身，似乎有不少人反对的样子。他最后让我自己决定，或者去总参做高级顾问，或者是去孙子军事学院做副院长，也可以选择当西大陆国防军的副司令。
我本意是想回西丹岛，那里还有我的几万部下，我带着他们从圣雷吉斯打到西丹岛，转战了1/3个地球，我放不下他们。但是军委和国防部都不同意，因为“中部集群已经解散了”，那里没有我的位置，现在的西丹岛是由一个“西丹岛防卫联合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原来西大陆南部防区司令，波斯边境冲突的时候他在中波边境上负责边防，却放了20个波斯步兵师进入国境，面对波斯的大兵压境，他没有预案也没有对策，不过对着地图发呆而已，以至被人讥为“蜡像司令官”。我不知道他后来在西丹岛干得如何，从1885年离开西丹岛后至今20多年了，我没有再回去过。
最后我选了在总参做高级顾问。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现代的战争已经变得和我们所经历过所参与过的都完全不同，总参谋长和我的意见总是格格不入，从全球战略到普通士兵的装备，我们取得一致的情况寥寥可数。
钱隆在1886年底出院，由于“身体原因”，他也没有回东大陆和他热爱的士兵们呆在一起，军委给他在云岭山北麓风景秀丽的地方安排了一个“世外桃源”，让他能够静心养病。但他后来又搬了一个地方，据说也是军委给他安排的，在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小别墅，风景很好。1890年时我去看过他，他身体发胖了，但思维依旧活跃。精力则已经大不如以前，他每天以写书作为消遣，给军事界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军事著作。不过我记得当我和他在别墅附近散步或者室内谈话的时候，总有一个上校副官必恭必敬的跟在后面，钱隆把这个上校戏称为自己的“影子”，永远也甩不掉。
钱隆1901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波伦山自己的别墅里，享年66岁。他在他辉煌的前半生走过了半个地球，他的名字令敌人胆丧，但他在1886年以后的十五年里只出过二十二次门（这是在钱隆的葬礼上他的女儿哭着对我说的），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
我自己在1893年退役，而苏娜在那之前的1890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们在上海住了下来，陆屿和我们一起住到他在1902年结婚为止。陆屿长得很象陆宾，但是眼睛则非常象他的母亲。他现在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担任负责人，负责东大陆的野外考古挖掘工作。
朱良国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的位子上干到1890年，1898年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孙子军事学院战略学院的院长，依然是那么爱开玩笑。
朱良国的副手田登1885年的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他在1886年退役后，联络了一批旧部下合伙开了家贸易公司。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现在和一个女儿一起住在东丹岛培西，他担任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很受当地人的爱戴。
蒋宾达在1895年以特种兵上将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东丹岛特种兵学校的校长，依然每天和士兵们混在一起。
我的副手成逊在爆炸中收了轻伤，他后来实际负责了中部集群的裁撤和解散。他在1886年调回本土，担任西海岸防卫指挥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他现在还在那里，不过现在的职位是上将司令了。
我的副官沈海后来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1888年，他利用休假参加了去格力斯山脉的登山营，结果在一场雪崩中失踪。
钱遥一直做到Ayooyoo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和执行董事。1895年在她55岁时退休，她现在住在苏州，偶尔会来找我和苏娜叙旧。
我亲身参与和经历的战争在1885年就随着那颗炸弹的爆炸一起结束了，虽然真正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87年与希腊的和平协定签定为止，但是那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我不想去重复之前许多人写下的充斥着伟大和理想的战争经历，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我曾经作为一个士兵、一个军官在战争中遇到的看到的东西而已。每一个参与过那几场宏大战争的人都可以写自己的经历，而每个人的经历又是不同的。正如马拉扎？特希在《黯淡的日子》最后写的：“我们都打了战争，但是每个人所看到的却不尽相同。”而这是我所看到的，是我经历的战争。
第三卷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跋
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的日日夜夜里，我一直是方帆将军的副手，如果说他经历了战争，那么我也可以说“我跟他一起经历了战争”。
方帆将军作为我军中唯一的由士兵干到将军的“全职军人”，参加了罗马战争、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近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他都有所参与。在西大陆东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他指挥着我们勇猛的战士，在许多极端困难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下，战胜了无数凶悍的敌人。今日的中国能有现在的国际环境，和他们那时的流血奋战是分不开的。而我有幸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所以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又回到那段战火硝烟的岁月，那场改变了全世界的战争。那些日子已经远去，而我的心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和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永远无法磨灭。
在我在圣雷吉斯的大作战室里第一次见到方将军的时候，我并不怎样把他放在眼中——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很多人评论过他的外表很有吸引力，但军人并不需要这项特质，而人们却常常会把他的成就与他的外貌联系起来，就事实而论，战场上的敌人不会因为你的容貌而决定杀死或者放过你——当时是1878年，我从西大陆罗马防区司令部转调东大陆任职，而方将军在圣雷吉斯任守备司令，正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毕业于孙子军事学院世界战略系，而方将军是从普通一兵干到当时的位置，军校出身的人往往会有莫名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作为职业军人，与并未受过完整军事教育的人相比，我们有着更加专业的精神和素质。但是在方将军身上，我意识到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方将军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在战斗中学习战略，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不断完善。他博览群书，见识广阔，用兵质实而有效，而起家于普通一兵的经历使他对士兵的安危非常关心。当中部集群在乌尔、巴比伦城与巴比伦军队展开激烈巷战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前线的士兵有没有足够的弹药和食物，有没有足够的医疗，伤员有没有及时的后撤……他就这些而要求前线军官所做的甚至超越了战术上的运用。他常常说：“每个士兵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当我们每少一个士兵阵亡，我们就少了一个悲哀的家庭。”他办公室的墙上永远挂着“生命高于一切”的条幅，他甚至可以为了一两个陷入敌阵的小单位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对于他的做法，我只能说，在中部集群的士兵，是中国东大陆作战部队里最受重视的士兵，我们的士兵在作战时仍有每月三天的休假期，也不会连续作战超过五周。在我印象中，我们从未为士气问题发愁，而方将军对士兵的尊重和爱护保证了我们始终有着不错的士气，即使在东大陆的最后几仗中我们伤亡特别大的时候仍然是如此。
关于方将军早期的经历，在军队中流传很广，常常被作为神话般的故事来传说。至今西丹岛驻防部队中还流传有“方帆单手炸坦克”的故事，我听说的就有三个不同版本。而在方将军自己的回忆录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故事，也许方将军并不看重自己的战绩吧？倒是他对自己早期的感情经历着墨甚多，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军人也是人，有真实感情和充沛情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