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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都那么好
从上述所引那些格言式或者说通俗歌曲式的各章小标题即可看出，这一本《小姐你早》所走的还是通俗小说的路线，其中的人物性格所具备的“典型性”或者说标签化：比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就被作者强迫着矢志不渝地代表了三个时代以及三种类型的女性（中国的？），也是通俗路线的标准要求，这是和《来来往往》相一致的地方。于是有些叙述就难免理论化了，比如我就很难理解戚润物连卫生巾都不晓得——当然池莉告诉我们了：戚润物从来不看电视，这就好像司汤达要求德雷纳夫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漂亮一样，也好像还珠格格从来不知道有吃饭这回事儿一样——总之戚润物像极了被时光机器送到现在的一个女人，纯洁到了除去研究粮食储备一无所知的地步。我不知道是否武汉这样的科研人员就多，反正我在北京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上面使用“理论化”的原因，换言之我是指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其实都是极其理想化的产物，她们具备着女性的美德却全被男人伤透了心。这很正常，在通俗小说中。但《小姐你早》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小说，所以有些麻烦就来了。之所以说其不通俗，我是指这个故事传达的观念不一般，而是很“先锋”，也不能简而言之为女权主义，而仿佛是“天下男人都混蛋”主义，其宗旨便是全世界的女性都团结起来共同仇恨男人进而打击男人，因为男人的本质就如同那个农夫（女人）怀里的蛇，是不能施之以同情的。这就很严肃了，比如我们单位有一位一口气读完这小说的男同志就很生气，说：“女人就都那么好？”我随口说了一句：“差不多吧”，他便骂我：“你真是变态”。顺便表白一下，我是个“男生”。我能够顺口说出那样的话来，只能说明我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但并不能就说我变态。当然了，就算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意打击男人，我也很怀疑全世界的女性们能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麻烦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很生气的男同志。而且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他们生气的原因。
通俗路线下的文学的确不应该承担太多严肃性的话题
先假设即便读得很生气的那些男同志也有很好的反省意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不洁与龌龊，日思夜想地盼望着得到拯救，那么女性是否就可以担当起此任呢？排除某些不理想的女性，他们是否可以放心大胆把自己交由理想的女性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等等呢？在《小姐你早》中，戚润物问王自力现在社会里，什么对一个男人最重要，王答：“我坦率告诉你吧：是金钱和权力。”
随后戚又问王“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王答：“一般说来，是的。”——且不说“一般说来”的模糊性，这里所省了：通俗路线之下的文学作品的确不应负担太过严肃的话题，否则实在麻烦多多。尤其不应该轻易鼓励“仇恨”情绪——不仅仅男女之间而已。因为欲望中的我们，一切麻烦的起因，从来就不是“性别”或者“阶级”那么简单。不过我也想到了，池莉的用意也许只是让那些受了委屈的、又具备了全为男人所想之“美德”的女性们发泄一下，并借此提醒男同志明白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果真如此，岂不美好？
转摘自《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9月7日***
「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
在文学类图书普遍滞销的图书市场，池莉小说的发行数字以《来来往往》的23万、《小姐你早》的10万，引来业内人士和新闻界的惊奇。
作为池莉这两部小说的责编，我接到过很多读者的电话，他们说池莉根本不是只写爱情婚姻家庭什么的，她写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他们认为池莉很深刻，池莉写什么都写得那么深，语言简练，看去平常，但感觉特别到位，读着特别过瘾。
我认为池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作家，她与其他一些严肃作家的区别是，她格外看重读者，或许这种意识奠定了她的小说得以畅销的基础。
池莉心中装着多数人，她希望她的作品是好读的，她会设计一个好进入的故事，运用简洁、口语化、有时代气息、鲜活的叙述语言。这种语言是绝少陈词滥调的，她也并不喜欢一览无余的直白，她使她的小说语言具有针和刀的禀赋，尖锐、犀利、一针见血、具有穿透力。有时你甚至觉得池莉过于尖刻，觉得她狠，不留情面，但就是在尖刻与狠之中，她抵达人性的深处，她触及了人性的隐秘，她留给你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真实。真实并不是容易达到的，或者有些作家追求极端个性化的真实，读者难以获得共鸣，或者一些作家根本认识肤浅，到达不了真实，这真的很见功夫。
有太多的人认可池莉的一针见血，他们说“池莉写的就是我”，这样的阅读让人产生复杂的感受，轻松愉快伴着心痛或心酸或怅然若失或沉思良久，让人把过去的生活重新想一遍，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不掉它。
池莉写当代人的当代生活，她所熟悉的城市、市民、多变的社会里人们多变的心态，在太快的变化中人们的茫然失措。
一个读者，他在一本书中读到了作家对自己心灵的关怀，一些句子触动了他，让他心惊肉跳，他觉得他读到了一本好书。池莉很幸运地拥有一大批这样的读者，早在她写出《烦恼人生》时，她已经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多年以来，一批读者忠实地追着她的作品。她的文集每年再版，我了解这个事实，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她的长篇小说单行本会畅销。
池莉热爱写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水准是有要求的，她想写好一本书的欲望超过她对于畅销的期望，这一点我深有所知。
池莉的成名
80年代初，我在武钢专家招待所主持一次《芳草》文学月刊小说改稿会。组织省市一些业余作家住在武钢专家招待所改稿，我自然也不忘向武钢的业余作家组稿。武钢的文学创作力量在武汉市一向有名，许多工人作家我都熟悉。我听说武钢新近冒出个年轻的女作者，名叫池莉，开始在省内一些刊物发小主说，很有苗头，却还没有见过面。
第二天，散了会，人也渐渐散了，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到我跟前。我抬眼打量一下，清秀，朴素，身子有点单薄，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略带羞怯。我猜想是池莉。一问，果然是池莉。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我请她为《芳草》写篇小说，她干脆地答应了，离去。
过两天，她拿来个短篇《月儿好》。这篇小说在《芳草》刊出后，立即为《小说月报》转载，受到评论界好评，并收入过几种短篇选集。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池莉第一篇引起国内注目的小说。
就是在这次小说改稿会上，她填了一个武汉作家协会的申请表，并要我当她的入会介绍人。
以后两年，池池莉佳作迭出，不断有作品为各种选利选载，渐渐引起文坛注目。
可是，忽然间……
忽然间，池莉生活里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多少次我在路上碰见她，脚步匆匆，脸上带着惶惑。立在路边，简短交谈，只能说几句不平、同情、鼓励的话，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暗暗为她担心；一个稚嫩的、刚刚走向生活的姑娘，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吗？池莉一时成了灰姑娘……
这一二年，我想她不可能静下心来写什么。
逐渐听到一些于她有利的好消息。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池莉终于走出阴影，走出泥泞。朋友们都为他们高兴。
1984年，武汉市筹建文学创作所，进行专业作家体制改革的尝试，我被任命为文学创作所所长。一面吸收一些已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做驻所作家，一面招收社会上有创作实力的业余作家做合同制作家。
一天，我正在写作间爬格子，池莉进来了。我这祝贺她走出困境。她说，想进文学创作所当合同制作家。我说，很好，欢迎你加盟文学创作所，武汉市的创作队伍一直男女比例失调，文学创作所也都是男作家，更欢迎有实力的女作家加盟。
池莉在履行了有关手续，并获得她当时所在的武钢工作单位同意后，正式成为武汉市文学创作所合同制作家，脱产创作。就在这期间，经历了走向生活后第一次重大烦恼的池莉，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这篇小说的问世并不顺利，她曾投寄多种刊物而屡被退稿，后来，《上海文学》慧眼识珠，以显著地位刊出。《小说选刊》随即转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烦恼人生》的成功，使池莉的创作和生活都开始转运，并渐入佳境。以后她佳作迭出，名噪遐迩。
池莉谈高行健获诺贝尔奖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正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市的著名作家池莉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很高兴。苏童等作家也持同样的态度。
池莉说，她是从苏童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她正和几个作家朋友在一家宾馆聊天，苏童跑进来说：“你们知道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众人齐声说：“苏童！”苏童说是高行健，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也非常高兴。
池莉说，对于高行健她不算了解。高行健出国之前，在国内主要研究戏剧理论，感觉很不错。小说则没有见过。高行健法语非常好，曾主攻法国文学，向国内介绍法国的文学流派。去法国后，高行健生活比较穷困，主要搞了一些小场戏剧，但不是很成功。池莉说，她去法国时没有见到高行健，只听说法国当地人很可怜他。
说起获奖主要作品《灵山》，池莉说没有读过，国内根本没有出版，只有台湾版的。对高行健的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看法。
池莉说，大家感到很吃惊是因为谁都没有想到，感到高兴则因为大家都是华人。但和任何奖项一样，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一种游戏。记者问，年初时美国几个作家成立了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把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煽动得无以复加，关于巴金、李敖、王蒙、莫言获诺贝尔奖提名得传言一个接一个，你如何看这件事？池莉说，那纯属几个人的闹剧。
池莉：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女作家池莉昨天通过解放日报郑重声明：对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她的名言“文学本是一俗物”的争议，她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同时，她直率地表示，从今以后，她只想躲进书房，静心为读者写作，并奉告各路记者：“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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