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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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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龙江书院的学修总纲里就提出了“明志,炼性,开眼,致用”的宗旨,明志就是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念优化,炼性就是我们心性的修养,再在此基础上开眼,就是要打开我们的智慧之眼,再学以致用,致用非谋小利,而是要谋达国之利,民众之利。所以又曰:“知几,其神乎﹗”。
几的确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我们要从内部主动驾驭自己的思维活动,去弥补我们心灵深处的破绽,去发现其变化的微妙之处,另一方面要识别外部事务的细微变化,去发现和掌控商机;战机;胜机;危机等等;但是内部的几是基础,是前提,先要去调里好内部的思维心性,才能够去应对外面的万事万物,就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题目: 《通书》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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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志第十》: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现在一谈到志学,国内就提清华﹑北大,国外就提哈佛﹑牛津,时尚如此。但我们中国的古代圣贤对此则另有一番见解,周惇颐就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希望自身的境界能够达到同天一样,与天道等同;贤人则是以圣人的境界做为自己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而普通的士大夫则是以贤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些是不需要到什么清华北大,或是哈佛牛津去学习,而是要我们树立这样的志向,是人人皆可为之的。我们古代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周惇颐在文中就列举了两位:“伊尹﹑颜渊,大贤也”。
“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伊尹,商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辅佐成汤灭掉了夏桀 。在成都武侯祠的大殿之上有这么一副对联:“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上联取之于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原句,下联则采摘于理学家朱熹的原句。上句是说诸葛亮的文章可以和《尚书?商书》的《伊训》、《说命》两篇相比美,《伊训》则是伊尹为谏训成汤的孙子太甲而作此书。时太甲为商王,伊尹为宰相,然太甲暴虐乱德,伊尹认为太甲无尧﹑舜之德,遂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亲自摄政。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后,悔过自责,改恶从善,于是伊尹把太甲接出来,还政给他。当伊尹发现太甲无德,为一荒唐之人,非如尧﹑舜之贤明君主,认为自己身为宰相和太甲的老师是极大的耻辱,也就是我们在《通书?幸第八》中谈到的知耻,如同在街上当众被人鞭挞。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对自己所犯的过错不以为耻,没有人格上的荣誉感,没有价值观上的紧迫感,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早已经很淡漠了,对自身弹指一挥间的生命没有紧迫感,这在古代圣贤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深以为耻的。
“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他以突出的德行修养而著称,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他从不将自己的愤怒﹑委屈等不良情绪加之于他人。从不推逶自己的过错,对于犯过的错就会引以为戒,绝不会再犯,只有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做的到。实际上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很多人都抱着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宗旨去为人处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就往往给自己找理由,开后门,去文过饰非,这是人们心性上的惰性。颜渊还坚持不懈的注意不做违背仁义的事情,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毅力才能做的到。但也不是难以做到,只要你能一日不违仁,就能一月不违仁;能一月不违仁,就能一年比违仁;能一年不违仁,就能一辈子不违仁,就如前面所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若我们要志学,要修圣贤之道,就要以坚强的毅力去时刻审视自己的心性行为,不能随便放任自流。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如果我们在修习圣贤之道的时候,能够超过伊尹和颜渊的境界,就成其为圣人。若与伊尹和颜渊的境界相持平,就能成其为贤达。虽人皆可为圣贤,但真正的圣贤毕竟是难以做到的,但只要我们坚持在身心性命上的修养,坚持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就算不能达到如伊尹和颜渊的境界,也会有好的名声,你所为之付出的努力是不会浪费的,所谓有因必有果,你会使自己的人生轨迹走向善的轨道。周惇颐将此主题至识至终的贯穿于《通书》之中,并将《尚书》﹑老庄﹑佛学等的精义融合于其中。
《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本章讲的是天道。有人曾说王字,天地人以一贯之。中国古人所讲的天道的确如此,也是天地人以一贯之。《易经》中就提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顺,就是自然的规律,是自然大道运行的轨迹。我们为人处事要顺天而行,不能逆天而行,回想历代皇帝下诏时,其第一句必定是“奉天承运”,其义就是要顺。化,教化,生化——生生不息,变化无穷。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阴阳是我们古代圣贤的自然的天道观,是天道观的根本,《易经》有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在《通书?诚上第一》中我们在阐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时,也谈到了阴阳的问题。“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简言之,有男女才有夫妇,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君臣等等,才会因此演变而成社会。在大自然中也是如此,有春天就有秋天,有夏天就有冬天等等。
“生,仁也;成,义也”。生,《易经》对此就谈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我们要尊重生命,特别要尊重孕育生命的母体。在现代社会活动中,为了人类的利益,都在毫无节制地开发地球,开发大自然,地球上几十亿年才形成的原始森林﹑石油﹑煤矿等资源已被开采殆尽,自然生态系统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是何其可悲,又何其可怕。生,是仁的,是光明的,是阳的一面。但生是脆弱的,他同“几”一样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形成和成熟,这个过程就称之为成,即义。发动称之为仁,是我们内心心性思维上的一念之仁,仁爱之心。而义,利之和也。仁主内,义主外;仁是发动,义是成就。
“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这是中国古代圣贤理想的政治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从没有达到过“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境界,曾有文字记载在尧舜时代有过这样一段时期,但是在那种物质极其匮乏的原始社会,这种理念可能也只是一种萌芽状态。这种理念被传承了下来,到了周朝的孔子将其固化并予以宣扬。因此古代宣扬君主要施仁政治,行义举,平常人则要做仁人义士。而在现代社会中,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能够称其为仁人义士的少之又少。回想古时燕赵也曾多慷慨悲歌之士,回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与悲壮,现何处寻?
“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刘邦击败项羽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死后,又遇吕后专权,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文帝。那时整个中国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汉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其时匈奴又不断骚扰边境地区。汉朝建立后,生产破坏,田园荒芜,户口大量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一石米值五千钱。由于国库空虚,朝中上下的享受也受到很大限制。据说皇帝竟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至于相国和将军也只好乘坐牛车了。汉文帝刘恒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生活作风方面,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还亲自耕种籍田,以做天下的表率,为汉朝跨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为其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汉文帝是中国历代的数百位皇帝中少有的,真正值得推崇的贤明君主,无骄奢之心,无虚伪之言行,确实做到了“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其后富有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不能与之相比。
现代生态学有一观念:人类不要对自然过多的干预。干预过多,自然就会报复人类。现在我们的草原很多都出现了沙漠化,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出现了断流,且污染严重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人类过多干预自然的结果。古人很早就认识了这一点,提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就是要我们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圣德修而万民化”;圣德修,是身处高位的人修。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其根源就是我们在《通书?师第七》中所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中庸》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就强调了高处要修圣德。我们做为平常人,就要把自己管理好,自己要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心性修炼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之上,在依此把家搞好,把单位搞好。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让仁义礼智信充实在我们的身心性命之中,是人格美,非形象美。充实光辉之谓大,当我们内心思维被仁义礼智信所充实,它是不会被掩盖和隐藏的,它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就称之为光辉,光辉所及之处都会得以改造,使大家都可以享受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我们不仅仅要去充实自己,还要去充实光辉的能量以普照周围的万事万物,让其得以教化,这是圣人的功夫,也就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当周围环境和人都被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所潜移默化,都成为君子,却不知道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是你教化的结果,也就是不见其迹,莫知其然,那就称之为神,若能再进一步就达到垂衣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其前提是“圣德修而万民化”,只有从政府到机关,由社会到个人,从上到下,大家都齐修圣德,才能使国家得以大治。
“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实际上虽说地广人多,但归结下来就只是在每个人身上,就是自己身上的这个“我”。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这个“我”进行认识,进行改造,以提升这个“我”,优化这个“我”,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充实身心性命的内容和衡量的标准,才能具有教化的作用。《大学》里就提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要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小及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家庭,就可以影响工作的单位,就可以影响周边所有的环境,依此滚动,依此类推,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明白了这一点,就把万法的根本,天道的根本,人道的根本全部握在手中,道不远人,道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起心动念之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现在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有诸多方法,但方法再多,再如何千变万化,它也必须以“我”为基础,以自己的内心思维为出发点,而且只有把“我”搞好了,把仁义礼智信搞好了,才有能力去运用“术”,甚至已无需用“术”,所以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人生的根本认识清楚,就算遇到诸多繁杂的事物也会迎刃而解,要定志,要有静气,若不能定志,不能静气,就失去了承载的能力,就失去了对外界万事万物的敏锐性,曾国藩就强调:“每临大事有静气”。

题目: 《通书》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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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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