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来抓我:最非凡骗子的真实传奇故事-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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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件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里面，通常就会被人看作是时髦华贵的了。于是，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水貂皮的外套。我选择一个开窗信封，在上面贴了泛美的贴花纸，打出泛美在纽约的地址，弄得蛮像那么回事，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张空白的信纸，寄给我自己，地址写的是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就送来了，当地邮局在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计划。邮局职员在盖邮戳时太敷衍草率了，从信封上绝对看不出信是由哪儿寄出的。此人的马虎劲儿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把支票塞进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内袋里。我驱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风度翩翩地来到一位出纳柜台前，在里面办理业务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您好，”我面带笑容地说。“我叫弗兰克·阿巴纳勒，在这里度假，几天后到洛杉矶报到。麻烦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张支票？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明材料。”
我从内袋里掏出信封，抽出支票，把它和我的假泛美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把信封掉落在柜台上，露出它上面别具特色的泛美标识语和回信地址。
那姑娘看了看我的那些假身份证明，又扫了一眼支票，但她似乎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显然，穿制服的商用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尚属希罕之物。她把支票推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她把钱数出来时，聊天一样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工作和我到过的地方，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故意迎合她的口味，维护她脑子里关于飞行员的显然很浪漫的形象。
我离开时谨慎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信她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信封，它显然增加了她对支票的信任程度。这笔业务还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怀疑：影响出纳员的判断的并不是支票本身多么逼真，而是支票背后的那个人多么出色。
我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一直忙碌到半夜，又炮制了好几张假支票，数额都在500美元以上，第二天，我成功地把它们都送给了城市或郊区的几家不同银行。根据我对银行支票例行程序的了解，我估计我还可以在尤里卡再待两天，继续炮制和抛撒伪造的费用支票，接着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可以旅行，然后第一张支票才会作为假票被退回来。
但是我在隐瞒身份方面偶尔会遇到危机，迫使我改变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不完全沉浸在假身份里而忘记我的真名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实际上，在与别人的随意交往中，当我觉得没必要演戏，觉得伪装自己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时，我总是介绍自己名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来自布朗布克斯的自由人。
在尤里卡也是这样。我在汽车旅馆登记时用的是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名字，还有那个姑娘，她以为我是泛美飞行员，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远离汽车旅馆和那个姑娘，脱掉飞行员的衣服时，我只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真实身份成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
在尤里卡，我在一家海鲜餐馆结识了一位出海打鱼回来的渔民。他走到我的桌旁停下来，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捕到的，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个汽车迷，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那辆福特老爷车，和我给那辆车做的装饰。“嘿，那正是我目前着手装饰的车款，一辆1950年产的有折篷的福特车，”他说。“你有你那辆老爷车的照片吗，呵？”
我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都在我家里呢。”我说。
“把你纽约的地址告诉我，待我把我这辆汽车装饰好了，给你寄几张照片去，”他说。“嗬，说不定我还会开车到纽约去看你呢！”
他不太有可能给我写信或到纽约来看我，我也不太可能在纽约收到他的信、见到他的人，于是我从口袋里找一张纸，准备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取款支票。我向侍者借了一支铅笔，在支票背面草草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就在这时，有人叫那个渔民去接电话，是挂在门边墙上的一个收费电话。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那个渔民对着话筒说了几分钟，便冲我挥了挥手。“嘿，听着，弗兰克，我要回船上去了，”他大声喊道。“明天再来，好吗？”不等我回答，他就冲出门去了。我把铅笔还给侍者，请他给我结账。“你需要一支铅芯黑一点的铅笔。”我说，一边指着我在银行取款支票背面写下的字。那些字勉强能够看清。
我没有把支票撕掉，而是把它放回了口袋，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既愚蠢又侥幸。我回到房间，把它扔在摊开的支票簿上，然后换了衣服，给那个姑娘打了电话。我们在尤里卡郊外某处高高的红杉林里找了一家高档餐馆，过了十分愉快的一晚。
那个夜晚实在太美妙了，第二天早上我坐下来伪造另外三张泛美假支票时，仍然对昨夜的分分秒秒回味无穷。在尤里卡及其周围只有三家银行没有领教我巧妙的骗术了，我不想怠慢其中的任何一家。我完全沉浸在在我的新计划中。大队人马在追踪我的恐惧都被忘到了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前一天下午的那个年轻渔民。
第一张支票伪造好了，我把它塞进那个已被使用过无数次的信封。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完成了另外两张，准备在我离开尤里卡前搞一次最后袭击。这次袭击十分顺利，我下午三四点钟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时，旅行箱的内衬里塞得鼓鼓囊囊的现金中又有了差不多1500美元的进账。
那天晚上，我对那个姑娘说，我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大概要从旧金山或洛杉矶起飞，现在也说不准，”我对她撒谎道。“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很快回来的。我只要租一架小型飞机就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从高空俯瞰那些红杉林，换换口味。”
她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就这么说定了。”她说，然后提议去码头吃海鲜。她似乎饥饿胜过惆怅，这使我大为宽慰。可是海鲜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见一条渔船正往码头开来，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年轻渔民。我还想起我当时在一张银行取款支票背面草草地写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我在纽约的地址———至少是我父亲的地址。一想到这里，我就隐约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好像有人用手捅了我的敏感部位。我后来怎么处置那张支票的？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还要假装充满激情地与女伴谈天说地，这使我和那姑娘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变得不堪回首。
我回到房间，到处寻找那张空白支票，但没有找到。我有许多空白支票，但它们还留在支票簿上，没有撕下来。最后我无奈地断定，我把那张空白支票伪造成泛美费用支票，送进了那三家银行中的某一家。可是我又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呀，我需要在每张支票后面签字的呀，肯定会注意到后面有字的。然而我真的会注意吗？我记得那支铅笔颜色有多浅。即使是在下午明亮的光线下，我写的字都看不太清。我在支票背后签名时可能没有注意，忽视了那些潦草写下的字，尤其是我在尤里卡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行为程序。我发现当我把出纳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而不是去关注支票时，我兜售支票就要顺利和迅速得多。而要赢得一个女人的注意，你就必须也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我坐在床沿上，强迫自己回忆导致这个局面的来龙去脉，很快就理清了头绪。我把那张散支票扔在摊开的银行取款支票簿上。第二天早上伪造三张假费用支票时，我忘记了与那个渔民相遇的事，首先拿起了这张支票。假支票炮制好后，我立刻就把它塞进了那个伪造的信封，如此看来，它一定是三张兑现支票中的第一张。这时我想起了那个为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我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了。现在看来是太过分了。
尤里卡的某家银行收到一张伪造的泛美费用支票，后面的签名是一位冒牌的副驾驶员，但这张支票背面又有小弗兰克·阿巴纳勒的签名，还有他父亲在布朗克斯的地址。一旦这张支票被发现是假货，即使不是福尔摩斯也能发现其中的联系，破获这个案子。
我突然感到坐立不安，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我又一次开始考虑逃往国外，越过边界进入墨西哥。或者到南边更远的地区去。但是，这次我盘算这个念头时心中很不情愿。我在尤里卡精心设计了我认为很了不起的作案新手段，比用假骰子赌博获利还多。我被这个计划的成功弄得飘飘然，把恐惧抛在了脑后，不再担心被人紧密跟踪，我使自己相信我像北极的浮冰一样安全。我打算沿着一条条海岸线、一道道边界实行我的支票诈骗。一想到我因为愚蠢地暴露身份而不得不放弃这个美好的计划，我就觉得十分恼怒。
但是真的必须退出这场游戏吗？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暴露身份了吗？既然我没有注意到支票背面草草写下的字，别人大概也没有注意到。
而且，那张支票很有可能还在银行里。我是下午一两点去兑现的，它恐怕要到明天才会被送到纽约。如果它还没有离开银行，我也许可以把它再购买回来。我可以对他们说泛美这张支票开错了，我不应该拿它来兑现的，或者诸如此类精心编造的故事。我相信只要支票还在，我肯定能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话。我反复盘算着种种说得通的借口，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好行李，把箱子搬到汽车上，付清汽车旅馆的费用，就打电话给那家银行。我要求与出纳主管说话，接线员把电话转给一个女人，她用轻快的语调自称是“斯特拉·韦林”。
“韦林夫人，泛美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昨天在你们银行兑现了一张支票，”我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
“是啊，一张假支票，”她说，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也没有问一问我的身份和我打电话的原因。“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了。他们说要派一个调查员来取那张支票。”
下期我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真实身份的本能反应。“是的，”我说。“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想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员大概15分钟后赶到您那里。支票在您手里吗？”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我没有受到盘问。我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真实身份的本能反应。“是的，”我说。“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想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员大约15分钟后赶到您那里。支票在您手里吗？还是让他跟另外的人联系？”
“就让他来见我吧，支票在我手里，”韦林夫人回答。“当然啦，我们想把支票留一个复印件存档。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我向她保证道。“我会吩咐戴维斯先生给您提供一个复印件的。”
我于15分钟内赶到银行，身上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我进门前先对里面作了谨慎的侦察。那个昨天给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不在里面。
如果她在，我就不会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去喝咖啡了还是怎么了，真担心我在银行时她会突然出现，但我别无选择，只有孤注一掷。我大步走进门厅，接待员把我引到一侧韦林夫人的办公桌前。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整洁利索，容貌端庄，服装和风度完全是职业女性的派头。我在她桌前停住脚步，她抬起头来。
“韦林夫人，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比尔·戴维斯。我想我的上司刚才给您打过电话吧？”我说。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哦，是的，戴维斯先生，”她说。“支票就在这里。”她没有要求看我的证件，也没有对我的身份表示丝毫怀疑。她只是从抽屉里取出那张支票，递给了我。我用一种很职业化的神情仔细打量着支票，我装出这副神情并不困难，因为我就是这张支票的伪造者。支票背面勉强可以辨认出我的真实姓名和我父亲的地址。
“看上去手法很拙劣，”我干巴巴地评论道。“有人居然会给这样的支票兑现，真让我吃惊。”
韦林夫人苦笑着表示赞同。“是啊，我们这里有些姑娘，唉，怎么说呢，一看见一个英俊潇洒的飞行员或其他外表风流倜傥的男子，就昏了头脑。她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他递给她们的票据，”她用不满的口吻说道。“给这张支票兑现的姑娘是卡特小姐，她难过极了，今天早晨没来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