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004-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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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起于战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睹。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为经济繁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的消费与自私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惨贫困。”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Jeremy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快。勤奋之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
斯氏没有直接讲明此中原因，但是说到资本使用的展开时，其中列有四个步骤，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业。这样看来，经济之扩张不仅在上端活跃，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与利润俱低，并不是迟滞于一个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亚当·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学及研究工作写成，当中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形，千头万绪极不容易概述。有些学者因他旅行法国，与所谓“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接近，称他受后者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之发展有其自然之法则，不应牵强干涉，而只有农业才能产生富裕。亚当·斯密虽大致有这样的趋向，但是他没有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现。他说明某一个国家根据“自然的程序”，总是先将资本用在农业，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对外贸易。可是，他亦说到在现代欧洲有些国家已将这程序完全改变。海外贸易引进了优良的制造，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也随着增进。他又说，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
亚当·斯密根据洛克的说法，认为地租之由来，无非地主已投资增进土地之生产力，所以他在投资成果上收利息。这样他已经替李嘉图（DavidRicardo）之地租说奠定了基础。可是他也说付地租是对一种“专利权”所付的使用价格。如果由专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则无须根据任何标准，只要佃农愿意承当，则最高的地租，只要靠市场近，农产品能就近卖出，也会被接受。亚当·斯密类此自相矛盾之处也常为人指责。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出入于社会科学及人本主义（human－ism）之间。他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顾虑属于经济的范畴。譬如他讲到增加工资的好处：“充裕之给养增加了劳工的体力，给他以能够增进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终结，他会享到丰富和安适，［这些条件〕鼓励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日后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尤其在带有教条主义的作家看来，这种态度只是替资本家盘算。
熊彼德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密并没有奠定资本主义理论之基础，这项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他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详尽的报道，使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经济体系之被称为资本主义者的运转方式。因为他的乐观，《原富》说各种不同的私利观终能融合，无疑替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但是他的书完成时，美国的独立战争尚未爆发，产业革命刚才开始，荷兰与英国的发育成长确是史无前例，这些客观条件，可以当作他的乐观侧面之陪衬。曾几何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其走极端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扰乱，再加以产业革命所发生的社会问题，使各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渗入了阴沉的暗影，所谓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虽然仍承袭亚当·斯密，有些对经济方面的理论，态度已趋悲观。
古典派经济学家：科学立场和意识形态
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之领导人，约50年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也被称为古典派经济学家，及自由主义的作者。他们的立场和亚当·斯密有显然的不同。
马尔萨斯生于1766年，《原富》出书时他才10岁。早年受着准备当传教士的教育，他后来却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论》（EssaysonthePrinciples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初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内中表示对人类前途悲观。比如他说：“人口的力量将无限制的超过世界上能供应给养的力量。”又说：“人口不受阻折时，以几何级数（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给养则按算术级数（1、2、3、4、5、6……）的方式增值。”
以上的理论并无科学根据，所谓算术级数及几何级数也无从证实。单从这样的立场，不能即说马尔萨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但是提到人口威胁时，他跟着说：“工资尚难维持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人结婚生子，带下来五个或六个孩子。他当然只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控诉工资不足以维持家用，……他抱怨社会上偏袒而不公平的制度，世界上的产品分给他的一份老是不够用。可能他在谴责命运将他摆在现社会里，使他无法逃避穷困与依赖于人的境界。寻觅谴责的对象时，他不曾提及不幸原因之所在。事实上他自己是全部问题之症结，他却尽怪旁人而不责自己。”
这段叙述，其理论之中心不是两个孩子或六个孩子，而是社会制度，及工资之分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物资之生产与支配由私人资本作主（详第四章），马尔萨斯的立场已强烈支持这种制度。事实上马尔萨斯反对社会对穷困之人的救济。公私慈善事业都不是办法，因为不能解决穷困之人无远虑而给自己带来的悲惨境界。《人口论》初版时，作者提及只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战争与饥荒可以减少人口。1803年马尔萨斯将此书修订出版。熊彼德评说，这实际是另一本新书。内中加入很多统计数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节制生育等。可是其结论仍是尽量保存原书宗旨。例如，作者预计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后（即公元2003年）人口与给养资源的比例将是256：9，亦即27倍于此书发行时（1803年）的1：1之基数。
与马尔萨斯齐名为古典派经济学家的李嘉图，一家原为荷兰之犹太人。李嘉图的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的经理人，旅英而入英国籍。李嘉图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学，以后随父亲在伦敦证券市场工作，只因与英国女人结婚，放弃犹太教，一时为家庭所不容。李嘉图自创门户，也在证券市场投机起家，拿破仑战争时更因经手公债而致巨富，以后置买大批田产，并以赀财成为议会会员。他生于1772年，比挚友马尔萨斯小6岁。他的名著《政治经济与税收之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于1817年初版，四年之内三版，在当日可算是畅销书。他去世时只51岁，全集却有9册之多。
李嘉图曾写信给马尔萨斯说明他著书之目的在“研究社会阶级共同生产时每一阶级应得分配之规律”。他虽步亚当·斯密之后，却不因感情和直觉等因素动摇他以数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因历史上不规律之事情，改变他的信心。他先造成几个极简单的抽象观念，而视之为上天诰命、自然法则。以后的议论全用演绎法，从这些抽象概念推断而成。过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书，可是《巨灵》涉及心理及生理，又是上下古今。洛克及亚当·斯密用之尚未彻底。李嘉图在资本主义已成熟，产业革命之功效毕现，社会上贫富悬殊的情况完全暴露，法国大革命的反响犹新之局面下，更彻底地运用此法，而且他所讨论全属经济范围。他个人之家庭关系、社会背景则不着痕迹。以他本身经验，他当然知道资本为用之妙。因此李嘉图所著书不仅成一家之言，也在学术界将政治经济展开为一个新的领域。以后的学者，站在相同或反对的立场，都可以沿用其布局，重履其门径，或甚至抄袭其辞汇。马克思即受他影响至深。
李嘉图继斯密之后，认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会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为地租、资本家所得为利润、工人所得为工资。地租由于土地之生产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异。当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开拓使用的时候，最荒瘠之土地无地租，较之高一级的土地则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产地租更高。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产的时候，则原先无地租的土地也升级有地租，其他各处耕耘的熟地的租价也随着增加。总之，劳工之净收入必会如此的牵扯互相拖平。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提到工资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说：“劳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购买的物品一样，也像其他有消长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能让劳工维持生计，绵延苗裔的代价，刚好够额，既不能多，也不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涨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随着增高；跌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也随着下跌。”
劳力的市场价格则依供求关系而定：少则价昂，多则价廉。像其他的商品一样，劳力的市场价格纵有与自然价格相背离的可能，迟早它仍有与之趋于一致的倾向。说到这里，李嘉图也像亚当·斯密一样解释：劳力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的时候，工人得其所哉。可是这种“鼓励”，只有使劳动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劳工人浮于事，工资回跌到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尚低于自然价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温饱。“这时候劳工的情况最为悲惨。直到匮乏减杀了他们的人数，或者需要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劳力的市场价格才会回到它的自然价格，使他们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事实上李嘉图承认工资的市场价格可能长期地高于自然价格。但是这要待资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对劳工的需要之增加还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