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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禅宗与道家-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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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必须具备禅学与文学的素养
  禅宗固然是中国佛教的中国佛学的特色,但从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整个佛学的体系而言,它的基本宗旨,与最高的目的,并非因与中国文化融会以后,就根本推翻了释迦佛教的主旨,只是在教授法的方式,与表达最高真谛的言辞与方法,产生一种中国文化特出的姿态,而且渗合借用儒、道两家学术思想的名言和作风而已。因此研究禅学,若不全面了解佛学大小乘的学理,遍览经、律、论三藏的经典,明白中国各宗佛学的大义,以及不通佛教修行求证定慧的方法与工夫,只取禅宗的机趣而言,必然不能触及其中心的宗旨与道果,至少,会落在愈走愈偏,愈学愈仄的情况。况且现代印度瑜伽术等类似禅定的工夫,已经普遍展开,在世界各国传布,如果讲禅宗毫无实际的修证经验,恐将被人唾弃,认为是清谈欺世的谎言而已。倘是一个立心学禅的学人,应抱“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确乎而不可拔”的宗旨,决不要因为举世谈禅我亦谈,不肯真诚向学,只图“曲学阿世”,以博取一时的虚誉,那就于人于己,都有莫大的损失了。总之,千万不要忘记,禅宗以证取涅槃妙心,了脱生死而超然于物外为主旨,岂可离了佛学的教理,而徒托空言而已。
  其次,我们要研读唐、宋以来的禅宗典籍,如果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相当修养,那就会如古代禅师们所说“咬铁馒头”相似,就有无法下嘴的可能,尤其自中唐到宋、明、清的禅学,更进一步已与中国文学结了不解之缘,随处与诗、词、歌、赋等文学会流,倘使从纯粹的白话国语文学入手,恐怕极难了解其究竟。况且以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自魏晋六朝以后,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韵联,无一不与禅境有息息相关之妙,所以要全面了解禅学的精神,必须对佛学与中国文学,具有相当的基本修养。有些人又说:禅宗的六祖慧能,本来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并不需要了解佛学与文学,岂不同样悟道而成佛作祖吗?诚然!但在六祖前后,又有多少慧能?本来佛法与禅悟,是属于智慧的造诣,聪明才智,到此一无用处,然而具备真智慧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如果动辄以六祖自比,早已失其谦虚之德,已经充满了侨慢之情,那与禅宗的宗旨,适己背道而驰了。何况释迦说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却在他说过无数的经典以后,才提出这个扫荡执著文字名相的家风,他并非根本就不用文字而直截了当地立此宗旨,这点须要特别注意。总之,佛法与禅宗,都是因时因地适变的教学方法,凡是真智慧人的作为,成功各有千秋,大可不必刻舟求剑,致有回首茫然的结果;不过为学为道,必须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做去,先求人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否则,浪费一生学力,那就太可惜了!
  例一(这是例举禅宗与中国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公案机缘):
  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泊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日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唐宋佛教称讲佛经的法师为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进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众,时人莫如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梭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掉拨清波,金鳞罕遇。”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者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山乃散众,束装直追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什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挠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钅矍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这唤:“囗黎!”(梵文译音,乃教授法师之意,一般用作代表和尚的称呼。)山乃回首,师竖起挠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例二:
  洛浦山元安禅师,初从临济,机缘不契,辞师他去。临济曰:“临济门下,有个赤梢鲤鱼,摇头摆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谁家囗瓮里淹杀。”师游历罢,直往夹山卓庵,经年不访夹山。山乃修书,令僧驰往。师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无对。师便打。曰:“归去举似和尚。”僧回举似,夹山曰:“者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夹山却令人伺师出庵,便与烧却。越三日,师果出庵,来人报曰:“庵中火起。”师亦不顾。直到夹山,不礼拜,乃当面又手而立,山曰:“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师曰:“自远超风,请师一接。”山曰:“目前无囗黎,此间无老僧。”师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勿勿,云月是同,溪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周黎,争教无舌人解语?”师住思,山便打,因兹服膺。一日,问山:“佛魔不到处,如何体会?”山曰:“烛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又问:“朝阳已升,夜月不现时如何?”山曰:“龙衔海珠,游鱼不顾。”师于言下大悟。山将示灭,垂语曰:“石头一枝,看看即灭矣!”师曰:“不然。”山曰:“何也?”师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坠矣!”
  例三(出入于文学境界的禅语):
  懒残禅师有歌曰:“兀然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直心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去,未来犹莫算。兀然无事坐,何曾有人唤。向外觅工夫,总是痴顽汉。粮不畜一粒,送饭但知(上马下中)(读如窜音,宁绍人呼吃饭叫(上马下中)饭)。世人多事人,相趁浑不及。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团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钠,脚着娘生挎。多言复多语,由来反相误。若欲度众生,无过且自度。其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妙性及灵台,何须受薰炼。心是无事心,面是娘生百。劫石可移动,个中无改变。无事本无事,何须读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个中意。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拳头见日高,吃饭从头扌聿。将功用功,展转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只用心传。更有一语,无过直与。细如毫末,大无方所。本自圆成,不劳机抒。世事悠悠,不如山邱。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例四(游戏于浪漫文学境界的禅语):
  酒仙遇贤禅师偈曰:“绿水红桃花,前街后卷走百余遭。张三也识我,李四也识我,识我不识我,两个拳头那个大,两个之中一个大,曾把虚空一戮破,摩挲令教却恁么,抽取须弥枕头卧,扬子江浪头最深,行人到此尽沈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金囗又闻泛,玉山还报颓,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贵买朱砂画月,算来枉用工夫,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泥人再三叮嘱,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吃酒,长伸两脚眠一寤,醒来天地还依旧,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篱捞取西北风,生在阎浮世界,人情几多爱恶,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后却产娑婆,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
  无酒酷。”。
  (五)禅宗的中心及其目的
  通过上来两节分题所讲“佛学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因缘”,与“佛学内容简介”,以及这次所讲禅宗几项重点的讨论,大概已可了解禅宗乃是佛学的心法,而佛学的主旨,注重在修行求证,并不是纯粹空谈理论的思想问题。无论原始大小乘的佛学,以及中国佛教各宗的创建,都是以禅定修持为其求证的骨干,所谓涅槃、性空、真如、妙有的教理极则,以及达成圆满佛果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四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三明(宿命、天眼、漏尽)以及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与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理念与实证,一律都从禅定入手而达到般若智慧的证验,然后完成圆满的解脱道果。禅宗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再度演变而成中国文化方式的宗派,但只在教授方法,与文字语言方面,逐渐演变佛学的教理,而改用平凡语白的说话、与平民文学的境界,表达其高深的玄理,至于它的中心与目的,仍然不离佛学原始的要求。换言之,禅宗的中心,虽然不是禅定,但仍然不离以禅定修行求证的方法为基础。禅宗的目的,虽然不是着重离尘道世,逃避生死的小乘隐退,但仍然不离升华生死,要求心的出世自在,而作人世救众生的行径。虽然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也有采用呵佛骂祖的教授方法,用来破除固执盲目信仰的宗教性,高唱佛是“乾矢撅”等名言,但他仍然标榜以达到不是成佛,只是完成一个“超格凡夫”,或“了无一事的闲道人”等为目的。其实,这些作用,都是为了变更经常含有过分宗教色彩如佛菩萨等的佛号,而代之以最通俗明白的观念而已,所谓“超格”,所谓“闲人”,并非等闲易学的事。试想:既然身为一个凡夫,却要在凡夫群中,超越到没有常格可比;既然是一个人生,却要“无心于事,无事于心”,做到“空诸所有”,不是“实诸所无”的悠闲自在,那岂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蹴而就的吗?倘使真能到达如此地步,纵使不称他为佛,而叫他任何其他虚名,在他自然都无所谓了,犹如庄子所说或牛或马,一任人呼,又有何不可呢?我们若了解禅宗的中心与目的以后,就可明白唐、宋以来禅宗宗师们所标示的了生死、求解脱,是如何一回事了!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以及惨话头”等学禅入手方法的作用,也同时可以了然于心了!现在为了进一步明白禅宗这个中心与目的的演变,便须要知道中国佛学史的演进。当东汉末期,佛学传入中国的先锋,并不是学理的灌输,最初佛学进入中国的前奏,第一,是印度梵僧们用超乎平常所知而神乎其事的神通表现,第二,是教导修习小乘禅定的修行方法。由于这两个佛学输入的先锋前奏,恰当秦、汉以来中国道家方士,发明种种修行方法,冀求升华人生而进入神仙境界的鼎盛时期,所以一经接触佛法中禅定与神通的证验,便自然而然的彼此观摹研究。甚之,倾心禅定以求神通,一变战国以来,利用外药金丹的修炼,与两汉以后,以锻炼精神魂魄的修炼方向,从此,跟踪而来的,便是佛学思想学术的源源输入,更加充实禅定修证的理论基础,所以有魏、晋、南北朝佛教高僧大德们,修行实验的种种成果。因此才又产生佛教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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