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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禅宗与道家-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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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我们读了这些较为详细的记载,对于汉武帝爱好神道,勤求神仙的事迹,便可一目了然,他比之秦始皇的作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两汉以来,由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转变为道教的趋势,这些假“方土”们,又如何捏造神仙事实,欺世盗名的史料。
  我们再看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最后作的结论与赞辞,更可进而了解汉初“方士”们的情况与结果,结论如说:“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读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赞辞如说:“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词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我们大体了解了从秦到汉初武帝的时期,将近百年前后道家的方士与神仙,以及道教前身祀奉神祠的大略,便可概见秦、汉之际,方士们留给历史的影像,是如何的恶劣。后世骂方士,并战国前后的真方士,也一概唾弃,都是受此影响,实在有欠公、允。
  3.汉魏以下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概略
  自秦皇、汉武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一再误于这些假方士,假神仙的求丹炼药手里,使人迷失道家文化的真精神。又加汉初儒生如董仲舒等人,生当天下承平之际,用阳儒暗道的手术,叙述周、秦以上儒道本不分家的学术思想,注释五经,疏释圣道,以独尊儒术为标榜,致使道家与老、庄的学术思想,尤遭贬值。于是,由战国以下真正的方士学术,发展为两汉以来易经学术系统象数之学的途径;它与汉代天文学术相激荡,便有扬雄著的《太玄经》,要以象数哲学理论的间架,概纳天文科学的法则。它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二十八宿、以及日者(选择时日)、龟策(卜卦)等,有关天文、地理、物理的理论科学相结合,便有焦赣、京房等象数、纳甲之学,推测造化之机,易学系统的建立。再经分化而各自成为一家之言的专长,便有后来汉代易学的卦气、变通、升降、爻辰等殊途一致学说的演变。魏、晋以后,修炼神仙丹道派的学者,宗奉魏伯阳的思想系统,归纳这些学说的原理、原则,而成为与中国医药理论合流,丹经道术的规范。又有根据《禹贡》、《山海经》等山川地理形胜的研究,便有郭璞等人,倡导形峦体势地理(堪舆)学术的兴起。至于淮南子、抱朴子的著作,既是道家,又是杂家的学说,应是战国以来方士学术思想部分的集成。在南北朝之际,因为北魏崇尚道教的关系,这些学术思想,大概都穿上宗教的外衣,变为道教的神秘之学,但到隋、唐以后,又复脱颖而出,除了天文、历法等的研究,渐已建立专门化正规的科学体系以外,他如星象、地理(包括堪舆)、卜筮、建筑、工程、工艺、艺术等种种实用之学,以及民间生活的节令等仪礼、与各地方风俗的习惯,完全与道家的学术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如医药等理论、以及算命、看相等学术,虽然远绍周、秦以上的文化渊源,但在汉、魏之际,都已加进印度文化佛家的学术思想,故有唐代医药的进步,与星命(算命)、卜筮学等的建立。如李淳风等的图谶、唐僧一行禅师的天文与星象等学,也都从正统道家的学术思想而来。唐代的数学,远绍九章历算的遗规,配合两汉象数的发展,受到隋、唐之际,阿拉伯算数的影响,对于三角、立方、几何等算数的成绩,已有相当的成就。因此辗转影响,而有唐末五代之间,道家的数学思想,趋向河图、洛书的数理哲学,产生北宋初期邵康节的《易经》象数之学,摄取汉易纳甲的精华,配以甲产、河图洛书数理的哲学,用以说明天地造化的枢机,预计历史人事演变的迹象,一变汉代的谶纬之术,而开历史哲学的先河。从此上下元、明清千余年间,所有道家各种科学而哲学的学术思想,不依附于汉代的象数,即人于邵康节易学的范围。
  而在唐、宋、元、明之间,可以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史上,除如众所周知的火药,印刷术的发明以外,可以大书而特书的一笔。(1)便是用医药方面的进步:在历来传统习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外,便有金、元四大家医药的理论,与药物学方术的专长研究,以及元代完成人身气机穴道的铜人图,奠定后世针灸治疗学的坚固基础,因此而辗转传授,才有今天德国、日本等世界针灸治疗学的发展,所有推拿、按摩等学,都是这一系统的余枝。(2)便是用指南针构成罗盘的学术:利用一块大圆形的木板,中心嵌上指南针,外面圈以八卦、天干、地支、甲子等层次,加以天文星象的二十八宿,以中原做时间、空间的中心。用仰观天文星象的范围,辨别地理区域的划分,成为天文分野的作用,为世界上最早划分地球经纬度的先驱。一个完整的罗盘,它的层次圈圈,共计三十六层,层层之间,错综复杂,互相沟通为用,必须具有汉代象数、纳甲的基础,与宋代易学河图、洛书的基本观念,才能神而明之,融会贯通而相互为用。当明朝初期,西洋航海学术等,还未十分进步,而且也未传到中国,而在明成祖时代的太监郑和三下西洋,他所制造的巨型木船,与远离中国东南部海面,航行茫茫无际的天海之间,能够分辨距离与导航远海方向的,都是靠着这种罗盘的功效。因此,自明、清以来,便有专门制造标准罗盘的产地:徽州的,称为徽盘。可以与徽州的笔墨、宣纸,同为名产的权威。广东所制的,称为广盘。福建所制的,称为建盘。后来用在察看地理(堪舆)的,大多以徽盘为准。用在航海兼带堪舆作用的,也有采用广盘与建盘的。总之,徽盘的度数标准,适用于中原的地理环境,广盘与建盘,适用于东南临海区域。(3)承接阐扬老、庄思想,天地造物互变的妙旨,专门研究生物互相变化的作用,说明人类能够利用自己生命的功能,修炼而成神仙的妙理,便有五代谭峭所著的《化书》,为最早专门研究生物变化的著作。此外,由宋代邵康节《皇极经世》纳甲系统的演绎,构成三元甲子以统率时、空的观念。从汉易纳甲的演变,发明奇门适甲的术数,在一般不知究竟者的想象中,认为仅是旁门小术,或为迷信的思想而已,殊不知其中含蕴理论科学的关键,可以由此发掘天地宇宙的奥秘,人事、物理的枢机,却存在非常重要的宝藏。因为时间的有限,以及我个人学有未尽之处,关于这些已经提到,或者临时尚有遗漏的正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略为提起研究者的注意而已,都到此为止,暂时告一段落。恕不多述了。
              八、道教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其较为重要的,简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万言,不能以尽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的来源问题,归纳它有四个原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个原因的内容大概,讲到目前为止,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讲到现在,那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要地讲述第二个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才尽”,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战国末期,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人世为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忌讳言论了。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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