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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陈独秀风雨人生-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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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反对派书记(2)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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