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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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五大”时的威信，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3月21日联名给布哈林和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汪、陈联合宣言（1）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暴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陈独秀在3月5日特委会上说：“松江下，苏州下，鲁军退，三个条件有一个，我们就发动。”现在条件具备了。上海80万工人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周恩来认为以前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武装，而是先回家去了。经过努力，工人们走上街头时，手上有了200条枪。罢工立即转入武装暴动。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打下警察署、湖州会馆后，战斗集中于三处，即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天通庵火车站。当时，罗亦农在施高塔路四达里指挥部指挥，周恩来、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由郑超麟及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来往指挥部送信，参与指挥战斗。　
　　周恩来与罗亦农、赵世炎商量，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攻势。周恩来从21日起义开始，就没有合眼，一直战斗在前线指挥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车站，南市俘虏了敌人百余人，下午4时，攻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浦东）。攻打闸北车站战斗十分艰难，敌人机枪压住了进攻的火力，在苍澄打了两天一夜。　
　　武汉国民政府通过苏联的同志向军事顾问下达准备失败的秘密指令。因此在浙江前线只有右派的部队。见白崇禧的军队按兵不动，起义指挥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军队中进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只好答应派薛岳部队支援。北伐军和上海工人武装一夹击，打下了闸北，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3月23日，上海10万市民举行集会，陈独秀在湖州会馆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英雄壮举，陈说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寓所不久，罗亦农来了。陈独秀说：“我写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环龙路26号，见一下吴稚晖。”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印象很好，想掌握薛岳，对付蒋介石。在当晚特委会上，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岳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岳部队。”两天后，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代之以刘峙。陈独秀气恼地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别想要革命。”这时，传出右派军队可能来缴枪，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4日，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昨天，他们又捣毁了安徽左派省党部。　
　　隔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下午4时，蒋介石到上海。晚6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说：“蒋来别有用心。”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将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　
　　这时，杨之华来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进行自发罢工。陈独秀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杨之华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杨之华离开了陈独秀办公室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陈独秀更生气了，问：“你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　
　　蒋介石到上海后，周恩来去见他。蒋介石严肃地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下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使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　　　
　　汪、陈联合宣言（2）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与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第二天，蒋介石换了个面孔，立即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孙中山旧住址会谈。　
　　蒋介石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这件事你回来了，就请你做，你不回来，我做。”汪精卫说：“兄弟刚从外地回来，不敢独自作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主张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表决。”4月3日，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汪精卫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这件事你和陈独秀说，。”“陈独秀正在找我。”“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受到鲍罗廷左倾影响，有害党国，要开好四中全会，他们的命令是要宣布无效的。”“这件事好办，待兄弟回武汉就行纠正。”“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你看怎么处置？”“党内阴谋捣乱者，自行纠正。”“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听指挥怎么办？陈独秀、吴廷康讲过要与右派军队决斗的。”“工人纠察队要听你的指挥，你是总司令。”“不听怎么办？算不算反革命，？”“不听总司令指挥，便是反革命，严行取缔。”汪精卫说。　
　　次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很严肃地问：“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陈独秀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陈独秀走后，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汪精卫说：“这事看来不那么简单，我再和陈独秀说。”　
　　4月4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给汪精卫，上面写道，国民党“决无驱逐共产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等。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两党是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陈独秀说：“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　
　　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骂道：“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他质问汪精卫说：“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汪精卫放下脸说：“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国共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这样，不发就是了。”说完，汪精卫吩咐收拾行理去武汉。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转而苦苦挽留，叫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但没有留住汪精卫。　
　　共产国际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　
　　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北上与东进（1）　　　
　　1927年4月初，国际代表及武汉的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3月31日，斯大林签署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给鲍罗廷发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决议回电中共中央：“暂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7日开会，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但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　
　　在武汉的维经斯基不知道国际指示，给上海发电报：“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就应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后来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中共“五大”。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当天，陈延年动身去上海。延年知道，此时去上海凶多吉少，作了最坏的准备。两年前，廖仲恺被杀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　
　　4月12日，罗易给蒋介石拍电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承担。”就在这天子夜时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第二天，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六军军委秘书长）不在南京之机，将六军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第六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因为指示不明确，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　
　　在今后发展方向上，罗易主张保卫基地，陈独秀说：“革命不能等死。”罗易说：“但是没有人要让革命自取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