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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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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陈独秀出狱后,对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了倾向性,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写文章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主义。” 
  冬天的一个夜晚,上完法文班的潘赞化顶着初冬的寒风离校回家,远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影以手抚肩背,瑟瑟缩缩向他迎面走来,像是沙漠上一只离群的小羔羊,走近才知是延年。陈独秀去北京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亚东店堂的地板上,今年入震旦大学读书。 
  见延年仍然穿着秋天的夹呢袍,潘赞化停下问:“你不冷吗?”延年说“还好”。“到我家去,我给你找件棉衣。”潘赞化怜悯地说。“不需要,谢谢。”延年摇了摇头。近日,他打算和乔年赴法勤工俭学,正在刻意吃苦锻炼自己。潘赞化不再勉强他,问:“上次,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已听说了一些。”延年当时已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黄凌霜、郑佩刚等人有来往。“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赞化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延年说。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去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 
  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谈到驱张运动,陈独秀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最后,陈独秀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这次见毛泽东,陈独秀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第五章 创立共产党(1920。1…1923。1)   
  相约建党(1)   
  1920年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与此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陈独秀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家乡安庆,雄巍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船舷边,陈独秀一阵难过,产生了一种未曾有的负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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