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艺术两小时-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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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
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
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
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爿’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
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
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
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
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
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
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
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
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
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
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掌
声）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
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
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
席慕蓉——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
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
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
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
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
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
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
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
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
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
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
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
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
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
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
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
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
的提问条）。（掌声）
余光中答听众问
陈孔国 江堤 整理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
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
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
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
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
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
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
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
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
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
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
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
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
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
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
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
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
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
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
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
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
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
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
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
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
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
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
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
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
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
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
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
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
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
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
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
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
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
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
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
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
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
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
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
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
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
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
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
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
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
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
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
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
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
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
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
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
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
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
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
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
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
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
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
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
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
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
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
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
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
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
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
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
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
感想，我刚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