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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傅彪夫妻二人合著:印记-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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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第8节:聪 儿(1)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 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连载6】
  聪 儿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第9节:聪 儿(2)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第10节:隔辈亲(一)

  【连载7】
  隔辈亲(一)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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