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它们塑造了我其后的对晦涩事物的爱好，就像舞剧《红色娘子军》塑造了我对芭蕾的热情，《高玉宝》塑造了我对穷孩子的同情，《海港》塑造了我对上海和工人的认同，《朝霞》塑造了我毕生对小说的爱。
它们是我的阅读的基石，我的写作的向导，我的看似有序其实依旧混沌的认知的奠基时刻。
坦率地说，“耗散结构”这四个字，和“普里高金”这四个字，具有某种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之美。这种理论的摘要，虽然我今天依然能够概而言之，令我能够就不同尺度空间中发生衍变的事物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但是的它的逻辑之美，它的艰深，如同其他通俗娱乐之于我的感官，比如动作电影的不可思议的动作场面，使我持续地沉溺于此。
我爱我不懂的事物，爱我不易透彻了解之物，爱阅读上的难点，并且爱对其不完全的克服。虽然晦涩令我徘徊，使我止步不前，沮丧，盲目，但是最终，它们使我趋向于透彻的了解世界的渴望。
真是奇怪，或者说，真是奇妙，晦涩之物，朦胧之物，教我趋向于世界的深处，使我享受思考之愉悦，永远向着不可征服出发，并且以此建立对世间万物的敬畏之情。
也许，这就是秩序得以建立的起点。
原载《新民晚报》2006/8/11《十日谈》
遇见拉斯普京
孙甘露
夏天快到了，奥列格又来了。下午去作协见奥列格·巴维金，他陪同拉斯普京一行来访。
一头金发的女诗人罗琴科娃，与六年前在圣彼得堡见到时别无二致，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当然记得，她赠送的我无法看懂的俄文诗集还摆在我的书架上。批评家邦达连科发言时客套地说：《忆秦娥》很像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这部俄国第一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以地下出版的方式见读者的。邦达连科谓之“两种文学有平行发展的地方”，这话我勉强能够体会。
俄作协主席加尼切夫面貌依旧，他授予草婴等四位俄文翻译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和奖状；授予郑体武俄罗斯作协荣誉会员证书。“不用交会费。”他补充道。
而拉斯普京是忧郁的，他的讲话完全可以他的著名的作品所涵盖：《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为玛利亚告贷》、《告别马焦拉》、《活到老，爱到老》、《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下葬》。
见习译员十分疲劳，在他的断断续续的传译中，拉斯普京勾画了一个令他无比忧虑的时代。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已经不再翻译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西方竭力在表现俄国的混乱，负面的形象，对这样的文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自苏联解体以后，传统的俄国文学不再被西方国家所需要。
他认为，虽然俄国的文学也是多样性的，差异很大，但是传统的俄国文学被推向了边缘。人们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信心，这带来另一个担忧，人们不知道这会持久吗？因为变数比成就多得多，没有谁喜欢落后、往复循环的斗争。
他几乎是半低着脑袋讲述着，神情和我多年前在照片上看见的一样，是那种介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之间的形象。他说，在此前的时代，作家经常讨论环保之类的话题，现在谈得很少了，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习以为常。他觉得，生活的危机感来自他们本身，国家经历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现在国家是在自我破坏。他不想猜测国家将被破坏至何样，他表示只是关心文学究竟会怎样。他说：“让上帝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吧。”
拉斯普京沉痛的讲话，使我忽略了后面博罗金关于网络作家在俄罗斯失败的、没有市场的分析。
会见结束，奥列格送了一张他在瓦尔代新别墅的照片，房子就盖在湖边的土坡上，窗户正对着寂静的湖面，离我们曾经住过的他那幢旧宅不远。
临别前，大家礼节性地在院子里的普绪赫塑像前合影。我无心参加随后的晚宴，奇怪而急切地回到家里，找出拉斯普京的著作；这一晚，我重回“八十年代”，重逢那个满脑子幻想的我，再见那个对世界满怀敬意的消瘦的年轻人……
写于2006年6月某日
（原载《周末画报》）
复兴公园
孙甘露
当我年少时，复兴公园和西区的其他一些娱乐地标一样，意味着上海市民殷实生活的某种心理依赖，但是它离我所居住的郊区营房遥远而又隔膜，在我的想象中回荡着一种业已消散的旧时生活的微弱回声。
岁月流逝，当我偶然在园中穿行，那些零散的片断观察，还是踊跃地唤起我的联想。那几处在夜晚耀人眼目的场所，在阳光下，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遮掩起来，与公园的浓荫浑然一体；似乎毫无暧昧之意；那些隐匿处的奢华缱绻或可一见；在它的反面，白日的时光，闲逛的游人，无所事事地闲坐在斑驳的白色游椅上，大约忽略了寄存于扶手的精致雕花间的繁复记忆。
左近，马恩雕像在参天绿荫的环绕下，予人更多友谊的追思；身后的儿童乐园照例传来阵阵嬉闹声，草地因锄草机的工作散发出更强烈的清香。午后的公园容易助长某些人懒散、爱遐想、沉溺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细节的毛病；有时你也质疑，倾心于自然平凡的事物，安宁是否如期而至？在闲暇荣升为奢侈品的今天，休憩已经变成难得的盛宴。
回溯的话，上世纪初，这块农田曾经被租借作为法国兵营，如今那些夜晚的饮酒者，也许还会于不经意间闻到士兵小心藏匿的白兰地的香味。
这白天的宁静和夜晚的放纵亲密共存的园子，表现了法国古典园林规整的中轴线，雍容的沉床花坛，茂盛的梧桐、椴树和枫香，兼具中国园林风格的山石溪瀑曲径小亭。而最终，是时光以人们难以触抚的肌体从园林间泰然穿梭，从园林工匠的指间流逝，以人们难以企及的姿态呈现于世。
与别处一样，园内的旋转木马拆了又装，周遭高楼拔地而起，世事更替，租界年代只允许法国侨民进入的园子，此刻由一把沙哑的胡琴将记忆唤醒；一些老年人高亢地合唱着，一些年轻人旁若无人地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更多的老人在浓密的树荫下分组对弈。这些随处可见的公园景象，并不时时使人深思；生活也许正是像它表面所显现的那样，了无深意或者意味深长。
无疑，这所公园所处的区域，已然是上海繁华生活的中心之一，是众人急切探访的焦点所在。人们在此寻梦，置业，籍此勉力展开未来的生活，饱含着更多的期许和渴望。更多的故事将被后人记取或者遗忘，如同这所公园的故事，在它宁静的树荫之下，感情奔涌。
原载《新民晚报》十日谈
“我来啦”
孙甘露
七月的一天，整夜闷在封闭的列车里。一大早出北京站，碰上一黑出租，摇摇晃晃拉到北郊。下午心脏就有点盯不住了，这才记起忘了带药。除了间或的锯子锤子声，四下安静，杂货铺两脚人四脚兽一概没有。只好致电徐静蕾，让她来前先去趟药房。
一通手忙脚乱，喝了点凉水，吹了会儿空调，半躺着假眠了一阵儿，徐静蕾的声音就到了：“我来啦！”仿佛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见面先递上保心丸，这要是搁电影里，大概属于较差的桥段。
我相当业余地充任记者，听她回答也许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琢磨着从她直接干脆的谈话中发现一点线索，在编剧王朔和导演“老徐”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对电影的理解也许有赖于此。这个相当老练的演员，由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学生演化而来，成为一个“理性”的导演，同时能在商业电影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如地出任花瓶，比如她前天还在香港拍摄的《伤城》中的角色。
她的坦率、明晰，以及于瞬间投入工作的敏感——套用一句套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在细微事物上的热情，使她有能力在现实中捕捉并保持住准确的焦点。
“多年前”，摘一段我的“流水”：“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岔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个没长开的丫头。”
那“丫头”，就是今日的老徐。依我有点模糊的记忆，她是那群被孟京辉扇乎得乐癫儿的演员中，唯一有点游离、恍惚着的。
他们使劲拍打着椅子，摆弄着防风打火机，手电筒，一字排开，忽然又挤作一团，在巨大的投影前，贫嘴、饶舌、打闹、抓挠，一边演着，一边被自己的表演逗得乐不可支。坦白地说，我笑得有点失态，唾沫被倒吸进喉管里，嗓子哑了；王朔在一旁淡笑，间或跑到楼下的小剧场，去看一眼正在演出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而“老徐”则微微像是一个局外人，并非全然因为是个新手，而好似永远保有着新手的迟疑。
在她看来，她从来就是个边表演边审视自己的演员——即便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全然体验派的理论来看，也要求演员保持适度的“理性”。
她是若有所思的，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一个人，不论是剧中还是在生活里，在她乐呵呵的表情之下，似乎有一个不那么乐呵的人在置疑什么。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没准儿就是置疑的天性。
也许我是错的，这个“老徐”和她所塑造的人物，彼此映照，来回渗透，互为表里。“她”成为一个镜中的影像，一种投射，或如刘苇在《蜡像》一文中写到的：“既是对原型的恭维，又是一个赠品。”
她并不把《梦想照进现实》看作是一个例外，那只是她所愿意尝试的任何样式的影片中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在影史或者同时代人的尝试中搜寻依据，但是这部影片确实发端于一个特殊的头脑，一个由北京滋养，既令其骄傲也令其难堪的头脑。它的含义、可能性，只有到催生这种语言方式的土壤中去寻找，而它的衍生物，你终将发现，那是无处不在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在影片中，被推远了的动荡背景、看似源自创作者的真实经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的冲动、反抗和美学。”
当年，姜文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我给报纸写过如上评述；我想，这应该也适用于《梦想照进现实》。
捎带说一句，姜文带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上海试映时，设宴招待朋友，虽然喝至微醺，依然节制谦逊，不似日后传说的那么令人匪夷所思。是的，时间会使世间的事物发生偏移，一如光线的移动改变结晶体的反射，即便如此，坊间的传闻，依然使我难以接近事物的真相，也许公众更需要一些淘气乖戾的形象供他们消遣。谁知道呢？
支着录音笔，扯了近两小时，中间找水、抽烟、接电话诸般杂事，彼此觉得把话说干了，一致同意歇了。
天色渐晚，一干人去城市酒店左近的饭馆晚餐，这边正泊车，那边徐静蕾一人沿着街边直直往前走。素面朝天，如放学的女生。那安静的姿态，表示她知道北京是她的，她是北京的一部分。
阿城牙疼，说嘴肿得跟海豚似的，无法“侍宴”，众人想象了一番海豚的模样。在陈丹青、查建英、张锐等赶到之前，我们已将前菜扫荡了一遍。谈话真是叫人容易饿。
此行受《收获》之托，为“一个人的电影”栏目做访问，近四个小时的谈话录音之外，捎带和王朔、刘奋斗看了一宿电影。王朔挺欣赏自己的投影设备，放什么都有一种特殊的暗调子，能使任何影片的影调获得提升。刘奋斗的影片则从头至尾打着“样片”二字，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
原载2006/8/9《上海壹周》
《时光流转》
孙甘露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译文版王东亮先生译为《劳儿之劫》）《卡车》，以及稍后的《痛苦》。译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