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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散文随笔-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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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塑造了我其后的对晦涩事物的爱好,就像舞剧《红色娘子军》塑造了我对芭蕾的热情,《高玉宝》塑造了我对穷孩子的同情,《海港》塑造了我对上海和工人的认同,《朝霞》塑造了我毕生对小说的爱。 
  它们是我的阅读的基石,我的写作的向导,我的看似有序其实依旧混沌的认知的奠基时刻。 
  坦率地说,“耗散结构”这四个字,和“普里高金”这四个字,具有某种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之美。这种理论的摘要,虽然我今天依然能够概而言之,令我能够就不同尺度空间中发生衍变的事物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但是的它的逻辑之美,它的艰深,如同其他通俗娱乐之于我的感官,比如动作电影的不可思议的动作场面,使我持续地沉溺于此。 
  我爱我不懂的事物,爱我不易透彻了解之物,爱阅读上的难点,并且爱对其不完全的克服。虽然晦涩令我徘徊,使我止步不前,沮丧,盲目,但是最终,它们使我趋向于透彻的了解世界的渴望。 
  真是奇怪,或者说,真是奇妙,晦涩之物,朦胧之物,教我趋向于世界的深处,使我享受思考之愉悦,永远向着不可征服出发,并且以此建立对世间万物的敬畏之情。 
  也许,这就是秩序得以建立的起点。 
  原载《新民晚报》2006/8/11《十日谈》 
遇见拉斯普京
孙甘露
  夏天快到了,奥列格又来了。下午去作协见奥列格·巴维金,他陪同拉斯普京一行来访。 
  一头金发的女诗人罗琴科娃,与六年前在圣彼得堡见到时别无二致,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当然记得,她赠送的我无法看懂的俄文诗集还摆在我的书架上。批评家邦达连科发言时客套地说:《忆秦娥》很像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这部俄国第一代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以地下出版的方式见读者的。邦达连科谓之“两种文学有平行发展的地方”,这话我勉强能够体会。 
  俄作协主席加尼切夫面貌依旧,他授予草婴等四位俄文翻译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和奖状;授予郑体武俄罗斯作协荣誉会员证书。“不用交会费。”他补充道。 
  而拉斯普京是忧郁的,他的讲话完全可以他的著名的作品所涵盖:《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为玛利亚告贷》、《告别马焦拉》、《活到老,爱到老》、《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下葬》。 
  见习译员十分疲劳,在他的断断续续的传译中,拉斯普京勾画了一个令他无比忧虑的时代。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已经不再翻译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西方竭力在表现俄国的混乱,负面的形象,对这样的文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自苏联解体以后,传统的俄国文学不再被西方国家所需要。 
  他认为,虽然俄国的文学也是多样性的,差异很大,但是传统的俄国文学被推向了边缘。人们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信心,这带来另一个担忧,人们不知道这会持久吗?因为变数比成就多得多,没有谁喜欢落后、往复循环的斗争。 
  他几乎是半低着脑袋讲述着,神情和我多年前在照片上看见的一样,是那种介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之间的形象。他说,在此前的时代,作家经常讨论环保之类的话题,现在谈得很少了,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习以为常。他觉得,生活的危机感来自他们本身,国家经历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现在国家是在自我破坏。他不想猜测国家将被破坏至何样,他表示只是关心文学究竟会怎样。他说:“让上帝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吧。” 
  拉斯普京沉痛的讲话,使我忽略了后面博罗金关于网络作家在俄罗斯失败的、没有市场的分析。 
  会见结束,奥列格送了一张他在瓦尔代新别墅的照片,房子就盖在湖边的土坡上,窗户正对着寂静的湖面,离我们曾经住过的他那幢旧宅不远。 
  临别前,大家礼节性地在院子里的普绪赫塑像前合影。我无心参加随后的晚宴,奇怪而急切地回到家里,找出拉斯普京的著作;这一晚,我重回“八十年代”,重逢那个满脑子幻想的我,再见那个对世界满怀敬意的消瘦的年轻人…… 
  写于2006年6月某日 
(原载《周末画报》) 
复兴公园
孙甘露
  当我年少时,复兴公园和西区的其他一些娱乐地标一样,意味着上海市民殷实生活的某种心理依赖,但是它离我所居住的郊区营房遥远而又隔膜,在我的想象中回荡着一种业已消散的旧时生活的微弱回声。 
  岁月流逝,当我偶然在园中穿行,那些零散的片断观察,还是踊跃地唤起我的联想。那几处在夜晚耀人眼目的场所,在阳光下,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遮掩起来,与公园的浓荫浑然一体;似乎毫无暧昧之意;那些隐匿处的奢华缱绻或可一见;在它的反面,白日的时光,闲逛的游人,无所事事地闲坐在斑驳的白色游椅上,大约忽略了寄存于扶手的精致雕花间的繁复记忆。 
  左近,马恩雕像在参天绿荫的环绕下,予人更多友谊的追思;身后的儿童乐园照例传来阵阵嬉闹声,草地因锄草机的工作散发出更强烈的清香。午后的公园容易助长某些人懒散、爱遐想、沉溺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细节的毛病;有时你也质疑,倾心于自然平凡的事物,安宁是否如期而至?在闲暇荣升为奢侈品的今天,休憩已经变成难得的盛宴。 
  回溯的话,上世纪初,这块农田曾经被租借作为法国兵营,如今那些夜晚的饮酒者,也许还会于不经意间闻到士兵小心藏匿的白兰地的香味。 
  这白天的宁静和夜晚的放纵亲密共存的园子,表现了法国古典园林规整的中轴线,雍容的沉床花坛,茂盛的梧桐、椴树和枫香,兼具中国园林风格的山石溪瀑曲径小亭。而最终,是时光以人们难以触抚的肌体从园林间泰然穿梭,从园林工匠的指间流逝,以人们难以企及的姿态呈现于世。 
  与别处一样,园内的旋转木马拆了又装,周遭高楼拔地而起,世事更替,租界年代只允许法国侨民进入的园子,此刻由一把沙哑的胡琴将记忆唤醒;一些老年人高亢地合唱着,一些年轻人旁若无人地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更多的老人在浓密的树荫下分组对弈。这些随处可见的公园景象,并不时时使人深思;生活也许正是像它表面所显现的那样,了无深意或者意味深长。 
  无疑,这所公园所处的区域,已然是上海繁华生活的中心之一,是众人急切探访的焦点所在。人们在此寻梦,置业,籍此勉力展开未来的生活,饱含着更多的期许和渴望。更多的故事将被后人记取或者遗忘,如同这所公园的故事,在它宁静的树荫之下,感情奔涌。 
  原载《新民晚报》十日谈 
“我来啦”
孙甘露
  七月的一天,整夜闷在封闭的列车里。一大早出北京站,碰上一黑出租,摇摇晃晃拉到北郊。下午心脏就有点盯不住了,这才记起忘了带药。除了间或的锯子锤子声,四下安静,杂货铺两脚人四脚兽一概没有。只好致电徐静蕾,让她来前先去趟药房。 
  一通手忙脚乱,喝了点凉水,吹了会儿空调,半躺着假眠了一阵儿,徐静蕾的声音就到了:“我来啦!”仿佛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见面先递上保心丸,这要是搁电影里,大概属于较差的桥段。 
  我相当业余地充任记者,听她回答也许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琢磨着从她直接干脆的谈话中发现一点线索,在编剧王朔和导演“老徐”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对电影的理解也许有赖于此。这个相当老练的演员,由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学生演化而来,成为一个“理性”的导演,同时能在商业电影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如地出任花瓶,比如她前天还在香港拍摄的《伤城》中的角色。 
  她的坦率、明晰,以及于瞬间投入工作的敏感——套用一句套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在细微事物上的热情,使她有能力在现实中捕捉并保持住准确的焦点。 
  “多年前”,摘一段我的“流水”:“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岔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个没长开的丫头。” 
  那“丫头”,就是今日的老徐。依我有点模糊的记忆,她是那群被孟京辉扇乎得乐癫儿的演员中,唯一有点游离、恍惚着的。 
  他们使劲拍打着椅子,摆弄着防风打火机,手电筒,一字排开,忽然又挤作一团,在巨大的投影前,贫嘴、饶舌、打闹、抓挠,一边演着,一边被自己的表演逗得乐不可支。坦白地说,我笑得有点失态,唾沫被倒吸进喉管里,嗓子哑了;王朔在一旁淡笑,间或跑到楼下的小剧场,去看一眼正在演出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而“老徐”则微微像是一个局外人,并非全然因为是个新手,而好似永远保有着新手的迟疑。 
  在她看来,她从来就是个边表演边审视自己的演员——即便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全然体验派的理论来看,也要求演员保持适度的“理性”。 
  她是若有所思的,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一个人,不论是剧中还是在生活里,在她乐呵呵的表情之下,似乎有一个不那么乐呵的人在置疑什么。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没准儿就是置疑的天性。 
  也许我是错的,这个“老徐”和她所塑造的人物,彼此映照,来回渗透,互为表里。“她”成为一个镜中的影像,一种投射,或如刘苇在《蜡像》一文中写到的:“既是对原型的恭维,又是一个赠品。” 
  她并不把《梦想照进现实》看作是一个例外,那只是她所愿意尝试的任何样式的影片中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在影史或者同时代人的尝试中搜寻依据,但是这部影片确实发端于一个特殊的头脑,一个由北京滋养,既令其骄傲也令其难堪的头脑。它的含义、可能性,只有到催生这种语言方式的土壤中去寻找,而它的衍生物,你终将发现,那是无处不在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在影片中,被推远了的动荡背景、看似源自创作者的真实经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的冲动、反抗和美学。” 
  当年,姜文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我给报纸写过如上评述;我想,这应该也适用于《梦想照进现实》。 
  捎带说一句,姜文带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上海试映时,设宴招待朋友,虽然喝至微醺,依然节制谦逊,不似日后传说的那么令人匪夷所思。是的,时间会使世间的事物发生偏移,一如光线的移动改变结晶体的反射,即便如此,坊间的传闻,依然使我难以接近事物的真相,也许公众更需要一些淘气乖戾的形象供他们消遣。谁知道呢? 
  支着录音笔,扯了近两小时,中间找水、抽烟、接电话诸般杂事,彼此觉得把话说干了,一致同意歇了。 
  天色渐晚,一干人去城市酒店左近的饭馆晚餐,这边正泊车,那边徐静蕾一人沿着街边直直往前走。素面朝天,如放学的女生。那安静的姿态,表示她知道北京是她的,她是北京的一部分。 
  阿城牙疼,说嘴肿得跟海豚似的,无法“侍宴”,众人想象了一番海豚的模样。在陈丹青、查建英、张锐等赶到之前,我们已将前菜扫荡了一遍。谈话真是叫人容易饿。 
  此行受《收获》之托,为“一个人的电影”栏目做访问,近四个小时的谈话录音之外,捎带和王朔、刘奋斗看了一宿电影。王朔挺欣赏自己的投影设备,放什么都有一种特殊的暗调子,能使任何影片的影调获得提升。刘奋斗的影片则从头至尾打着“样片”二字,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 
  原载2006/8/9《上海壹周》 
《时光流转》
孙甘露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译文版王东亮先生译为《劳儿之劫》)《卡车》,以及稍后的《痛苦》。译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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