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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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嘈杂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
在文字的描述中，虽然我们的感受会显得繁复，时间却是被压缩了的，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时间却是绵延的。它向着一个方向或者无数方向伸展，回复。它触及我们内心最潜在的部分，犹如招魂一般唤醒我们。虽然这也是一个俗见，但是，是一个最深情的俗见。音乐就是如此伴随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使我们得以发现我们的影子，另一半，希望和灵魂。
虽然我有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听过的曲目列一张单子，但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单子，并不总是怡人的。一如有的朋友，喜欢向你推荐曲目，有的则乐于向你推荐版本，有的人向你推荐乐章，更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反复播送某个乐句。这种个人的嗜好，虽是善意和积极的，却时常带有喜剧性的偏执的色彩，一如它的反面，空泛的谈论显得不着边际，却有着广阔深邃的寓意。这两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围绕着音乐，赋格式的，对话般的，带着诚挚和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同时，它也是无处可寻的，虽然它时常以某种版本作为标记。
《隐去名字的酒吧》
孙甘露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维系着这一切的也许是一部书，一家工厂，一个孩子，一种影像，或者，一个无从期待的人。这一次，我要看看是否会是一家酒吧。
隐去它的名字吧！一如我不是要炫耀那些逝去的岁月。而且，在我看来，一家酒吧在街边静静地虚掩着门，更符合它自身的形象。
它座落在一个僻静的大院子里，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普希金铜像。
一个下午，我和我的朋友郑体武以及我的小说的俄文译者娜塔里娅路经它时，曾想进去小坐一会，但它在下午是不营业的。一个严肃的侍者瞪着一双鱼眼通知我们。在另一个夜晚，我曾在它的窗前不合时宜地想起过普希金的诗句：幸福迷人的星辰。
但是，它是喧闹的。虽然在晚餐时间，一个四重奏小组适度地演奏着，而随着夜色的降临，也是逐渐地将气氛引向喧闹。直到菲律宾乐队登台，宣布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的开始。
我在那里消磨过一些夜晚，每次，尽我可能地呆得越晚越好，享受或者忍受那里的音乐。啤钙、牌戏、衣着入时的男女，空气中香水、发胶、烟草和德国甜品的气味混合着。客人们互相似看非看地散坐着，若有所思地交谈着，或者无所思虑地等待着当晚的最后一支歌。
据称，它的内部装潢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于前东德一家被拆弃的教堂。一个德国统一的衍生物。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也已成了它的内部装饰的一部分。它的内部仿佛是一个带楼座的剧场，用餐的人可以凭栏而坐，音乐从底层冒上来，混合着用餐者的闲谈，又从天花板上反弹回去。这中间会有一些故事的，但是我们还是暂且别去理会这些吧！再过五十年，杂志上也许会有这样的标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如人们今天在问，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三十年代？
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怀旧之风也许正是对未来的召唤。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正所谓，“美依赖于它同目的的关系。”一个曾经存在的上海如果未曾被充分的读解和意识，那它就是不存在的。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具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这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从相似的角度对此起了一种催生作用。人们怀恋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它的无处可寻。这是一个人气散尽的时代对归属感的逻辑式的欲求，但它并没有年代学的意义，虽然各种统计资料日益完备，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幻觉，一个有关细枝末节的狂想，一个对已然丧失了的范畴的追忆。
也许，那个上海是不存在，是一个纯粹的幻像，在此，杰姆逊对尼采的转述具有惊人的针对性：“有些人宁愿要虚无而不愿不要什么，当没有正当的价值可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对价值的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那个逝去的上海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弥漫作用，一个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共时系统。而在一个共时体内，变化是无意义的。于此相关的是，历时性指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而是事件的幻觉，因为它关涉到愿望的满足。
我倾向于这种看法，这种潜意识似乎是以一种永远无法涌现的方式存在的。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已是触手可及，我是指萨特所谓“内出血”式的经验，一种由理智所主宰的情感。它将会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注入国际性的视野。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过去上海的形象。它只是一系列已然逝去的上海影像的综合体，一如今日上海的形象。影像，当然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观。它同时指涉事物的深度，这个深度由不同的侧面所构成，它由浮光掠影来形容十分恰切。影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对旧时代的召唤的响应。而它的腐朽堕落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带有强烈的视觉的、感官的色彩。表面上，它是由有关旧上海的照片、电影所涉及的建筑的外观、街景、人物肖像及生活场赴所最先呈现的，但是，这与媒体在今日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们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思考这一切的。约而言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我愿意以精神分析和叙事分析的立场来看待它。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影像，物质的外观，城市的风貌、生活场赴，当然是它的精神特质的一部分，如果它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话。在影像的背后，是无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回到我们前面的观点，故事一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封闭，历时性的变化总可以从共时角度加以考察。从文化的形态看，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营垒，最多是一个偶尔被激进主义利用进行激进活动的保守主义场所。它从来不是对抗性的，它总是绕过某些东西，或者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妥协。它的矜持、含蓄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也使它避免了激进主义式的思想僵化。
这也许是人们今日喜爱“在家里、在咖啡馆、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最细微的那根线》
孙甘露
人们的态度是摇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规划和坏的规划交替呈现，城市在痛苦和希冀中向前发展，旧建筑是人们的记忆，新建筑则摧毁着这记忆，为另一代人建立新的记忆。同时，也修改着人们关于这个城市的想象，重新界定人们的立场。新的城市景观、格局、乃至这变迁本身，使人们得以获得不同的思考方向。这个生长的、动态的城市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经验。
最初，当巨大的变化来临之前，人们为那长久以来缺乏变化的沉闷的生活而感到窒息，那些标明了城市形象的建筑，因为它们产生的特殊年代和背景而离普通人的经验日益遥远，人们因精神上的困顿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对之视而不见。许多建筑的含义被时代抽空，建筑本身被移作它用。随着那个动荡的时代的逐渐远去，这些建筑又重新回来，它们被修缮、加固，乃至涂脂抹粉，跟随着时代一起，力图重返它问世的那个年代。
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之一，这个新的年代的倾向，最初是由对过往时代的回溯来孕育着对未来的展望的。在这种无度的矫揉造作的回溯经历了极度的膨胀之后；它开始衰减。此时，未来的形象被人们憧憬着推到了前台，它甚至有着未来主义的面容，冲动、高亢以及携带着一点点虚无。
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柔情蜜意，与建筑工地的垃圾一起被清洗，一个在情感方面更为坚硬的时代渐渐临近，一种务实的、保守的中产阶级形象在精神领域逐渐爬升。建筑在欧风、拟古、现代等等风格间来回穿梭逡巡，在多样化的意念丛林里，一些猛兽般的建筑悍然而立，并且立即成为大地上的现实。
那些曾经阴柔地存在着的，笼罩着老牌帝国主义余晖的建筑群落，更像是散落在各处的典雅、珍贵的文化的遗迹，点缀着通往新城市的崎岖道路。此时，人们已经不再在乎那艰难的旅程。未来就在眼前，答谢所付出的代价的酬劳已然呈现。人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那些保留下来的东西，更像是为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保存的，前来凭吊的人群肤色杂陈，各种语言都在发出赞叹，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为了筹建一个世界之都而做的准备。
没有一扇门只是为了向内开启而被设计师简单地画上草图，也没有一扇窗户只是为了接纳更多的光线而被毫无节制的放大。比例、关系、结构，这是基本的原则总是会被格外的关注，美存在于最细微的那根线条之中。
文学培养了你看世界的方式——孙甘露访谈录
韩 博
上海。秋天的某个午后。等待孙甘露的时候，一位邮递员忽然出现。他穿着制服，蹬着自行车，以比缓慢更缓慢的速度，晃悠出小说家居住的小区。
这个片段令人恍惚。如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将会使造访者激动不已，因为这就是隐喻，这就是风格，这就是前邮递员小说家创造的语言实验。但现在，却是新世纪的第四年，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小说家的新作，而他出生、成长的这座城市，却以远远超乎想象力的，比迅速更迅速的速度，蔓延、膨胀，吞噬一切曾经的边缘，将农田变成住宅，将阡陌化作公路，为所有置身其间的人，设计好了只争朝夕的还贷日程表。
采访在孙甘露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中进行。透过窗口，可以看见上海西部崭新的荒凉：大片大片尚未完工的住宅小区，一个莫名其妙的岗亭，戳在两条未竣工的道路相交的路口。
小说家说，他换了个写法，想看看现实在笔下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韩博：据说你已经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新作即将杀青。与以前的短篇作品相比，你的新作会呈现出哪些变化？
孙甘露：新的长篇叫《少女群像》，已经写了相当的部分了，现在还在整理，我想先找些杂志，通过节选的方式刊登一下，最终还是要结成一本书来出版。它跟我早期那些通常被描述为实验性的，语言极端实验的东西有点不一样，但是又跟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的有一部分小说还是有点关联的，比如说像《忆秦娥》啊，像后来写的《天净沙》啊、《镜花缘》啊。《少女群像》是将现实世界呈现到前面来了。我这个时期的写作，或者说这本书的重点移到了将现实作为一个对象来处理。我想看看现实在我的笔下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我一开始在写作上有一点所谓的实验性的或者说先锋主义的或者说后现代的那种文学上的实验，是一些探索，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是到了复古的一个时期。这是古典主义的一个返回，但不是纯然的。我想可能是有一点古典主义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个古典主义不是在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意义里面，也不是在音乐的浪漫派或者古典主义这样一个概念里边，与那些东西有点关联，但还是一个广义的，像一个古典的，传统的，看似和现实世界相并行的那种方式。现实世界看起来是以自己本来的面目呈现，但其实不是，它没有这样一个自动呈现的功能。《少女群像》其实也是一种戏仿，它并不是描写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