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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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
当个人见解被不加注明的袭用，微小的得意和恼怒就会升腾起来；这大概是报刊文章无法进入学院进阶体制的原因之一：那些冗长的附录和索引不是毫无缘由的。
而大师们的意见太过独到纷繁，影响波及之处很难不留下痕迹，说他们毫不在意大概也算恰当；承上启下正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所在，舍此，幽黯而又能量充沛的想象世界将长久地陷于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
依我个人的口味，有三位卓越的美国教授向读者伸出的援手最为趣味盎然：埃德蒙·威尔逊、莱昂纳尔·特里林、哈罗德·布卢姆。他们的思想为我们厘定布满荆棘的阅读之路，那些文学运动的方向、作家的个人倾向和思潮的流变，如果未经他们的思考，差不多就是未经思考的。
此处要说的是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一部从象征主义入手，研究或者说为我们揭示叶芝、瓦莱里、普鲁斯特等大师作品所暗示之物的犀利透彻的“导读”。它并非笼统地用象征主义的梳子把所到之处扒拉一遍，而是如象征主义强调的那样“每种感受或感官和每一刻的意识都是独一无二的”。
其中论述普鲁斯特的一章，对中文读者最有启示意义。《追忆似水年华》，这部被谈论最多，被阅读最少的长卷，终于有了令人心悦诚服的向导，
批评家如小说家一般形容普鲁斯特是个“有着忧愁而动人的声线、哲学家的头脑、萨拉森人的钩鼻、不合身的礼服、仿似苍蝇复眼一样看透一切的大眼睛的细小男子”，而“他的天才的吊诡之处”在于“能够把怪异的人物打造成一个有着英雄般比例的形象。” 读者不必再担心那必要的冗长和貌似散漫的篇幅；因为“在书中开篇数页就介绍了小说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埋下了情节上的每一条伏线，还引入了每一个哲理性主题……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抱有某种未满足的渴求和落空的希望：他们全都因为自己的理想而病入膏肓。”
援引是因为出处所携带的信息包涵了更丰富的寓意，甚至使理论具有形象般的感染力，就像埃德蒙·威尔逊分析的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时写到的，避免“可笑而悲哀地把欲望当成自己久已疏忽的美学追求”，而是如普鲁斯特般意识到：“对某一形象的回忆只是对某一时刻的痛惜。”
对写书评的人来说，“形象”和“时刻”意味着更多的回忆和更多的痛惜。
那个时代含混的标志——刘野的“娃娃脸”
孙甘露
近二十年来，艺术领域内对“旧上海”的无穷想象，恍若一种逆向的思想改造运动，将对“过去”的遗忘，替换为对“过去”的追忆；这种想象性的再造，呼应了被压抑的“旧式”生活的苏醒，世俗的美学经由日常生活价值的重新确立得以成为衡量艺术作品的某种尺度，它如此必然的代言了对生活的伪善解释的批判，致使它看上去仿佛是今日文化的必由之路。
虽然它是摇摆的——一如用来解释它的现代性理论也是摇摆的、暧昧的——宛如这些旧时代的名流、明星、名媛脸上的神情和脂粉，乃至沉思般的——刘野女性人物脸上的动人的、对世俗生活的沉思。
他如此准确地描绘出那个年代的女性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她们的觉醒和她们的挫败感，她们对俗世的轻蔑以及无可奈何的认同。她们既是那个时代的含混的标志，也喻示了某种普遍的命运——这些娃娃脸，这些樱桃般的口唇，这些历尽沧桑的玩偶，乃是当下之镜像，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文化的普遍境遇。
以文学的名义 ——孙甘露、郑体武谈话录
孙甘露 郑体武
孙甘露：著名先锋派作家。1959年生于上海。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先锋派”。有人认为，孙甘露使写作变成一次“反小说”的修辞游戏，因而令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1988年孙甘露发表中篇小说《请女人猜谜》，该作品也被视为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著有《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普希金传》等研究专著，译有《俄国现代派诗选》、《勃洛克/叶赛宁诗选》、《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夏伯阳与虚空》等10余部，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丛》和《俄罗斯文学名著便览》等。
文学事实上提供的是陌生化的经验，是熟悉的生活，但是用新鲜的方式加以呈现，令人惊诧。。。。。。文学，就是陌生化。。。。。。基于历史的认同，所以可以对未来进行展望。个人可能会被遗忘，但文学是一定会存在。寄望未来，不是对当下的失望，也不是对自我估计过高，它就是文学的命运。
这场对谈是在孙甘露家中进行的。
按照摄影师的安排，孙甘露靠着窗前的美人榻，郑体武端坐在书架前的椅子上。经过短暂的寒暄、暖场，讨论热烈起来。
讨论的双方都以文学为业。孙甘露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评论者说，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作为当代第一篇最极端的小说，证明当代小说没有任何规范不可逾越。
在交谈中，孙甘露话相对较少，他一直在抽烟，保持安静沉思的神态。一旦发言，则充满了自我反省，语句相当复杂。他最常用到的一个词是“微妙” ，不难看出，和在小说中的实验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对事物之间“微妙”关系的兴趣。
郑体武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主任，专事研究、译介俄罗斯文学。他酷爱勃洛克的诗歌。在认识孙甘露之前，郑体武看到孙甘露的诗歌《俄罗斯风景》，大为赞叹。孙甘露说，他们是因俄罗斯文学而相识。
孙甘露还回忆起一个圣诞夜，朋友们在郑体武家聚会，突然停了电，屋里一片漆黑，郑体武点上蜡烛，为朋友们朗诵勃洛克的诗歌。“好听啊，那是非常奇特的印象。”孙甘露说。
郑体武就是这样一个浪漫、富于激情的人。在对谈中，他兴之所至，就开始朗诵诗歌，语调铿锵，激情澎湃。对谈结束，他还谈起有一次在俄罗斯，和俄罗斯作家结伴蒸桑拿，两个人从蒸汽中出来，跳进冰冷的湖水，
再回到桑拿房，再跳进湖水，如此反复，十分过瘾。
这的确像是一次朋友聊天，天马行空，不断跑题，使得整理和编辑不太容易。他们聊俄罗斯、往事、乡土、城市、80年代，所有话题的旨归都在于这个还令许多人觉得神圣的字眼——文学。
作者/郭玉洁
俄罗斯文学的现状
郑体武：我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俄罗斯这个民族，经常给我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荒诞派作品，早就存在，只不过处于地下状态。据说马尔克斯非常欣赏布尔加科夫，拿着《大师与玛格丽特》说，这才是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国学者也曾试图发掘这样的东西，但成果有限。
孙甘露：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地下作品，我觉得应该有一百部，木心、张爱玲应该有一百个，这才是一个大国，一个有李白、杜甫这样文学传统的国家应该具有的。
这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单是压抑的问题。
郑体武：这涉及到两个民族价值、理想等许多因素。李泽厚讲中国人是“乐感文化” ，也是原因。
比如说同样写乡村，有两种写法。俄国人写乡村时，你会感觉到背后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背景，写“此在”时，总能隐隐约约有一个“彼在”在晃悠。
孙甘露：或者说，俄罗斯作家写乡村，有精神性的关照，而中国关于乡村的描绘，更多是一种对乡土民俗、日常生活的描写。
郑体武：在俄罗斯作家心目中，农村是俄罗斯文化的最后一块净土。目前俄罗斯乡村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消亡，很多俄罗斯作家认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根正在走向消亡。这样，当他们写农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文化关照，有俄罗斯文化之魂。
孙甘露：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既是家乡，也是精神上的故乡，是内心的寄托、梦想，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场景。
郑体武：作品中的中国农村总是苦大仇深。
孙甘露：苦难的、沉重的。当然近来也有变化，比如刘庆邦写矿工生活，艺术性非常高。但从广义上说，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和俄罗斯的农村在气质上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思考，也没有上升到母亲、家乡、存在这些根本性的东西。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中的乡村，可以归纳出两个传统，主流以关切和尊重的态度来看待乡村，带着挽歌的意味，写贵族之家的破落，传统生产方式的消失；还有一种是写乡村的愚昧、落后、肮脏、男欢女爱、强烈的原始性欲，这样的作家也有不少。
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还是有作家认为，俄罗斯的出路在乡村。
现在俄罗斯作家比前苏联时期境遇差，严肃的读者少了，文学期刊的印数下降了，但文坛十分热闹，文学奖项空前的多，文学活动空前的多，作家抛头露面的机会空前的多。可能这也是后现代的特点，众声喧哗，自说自话。
谁在创造张爱玲？
孙甘露：“解禁”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比如张爱玲。她的作品被“解禁”之后，从之前被“压抑”的状态中，一下子被强调出来。
这还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如果张爱玲一直在文学史上存在的话，今天读者对她的反应会不一样。她是一个新出现的老作家，又是海外返销进来的，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另外，张爱玲在1990年代初出现，其实也迎合了时代的需求。1990年代人们对世俗生活有强烈的追求，所以人们反向去追求1930年代的旧上海，和张爱玲互相推动。是文学，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寄托了当下人们的旧上海之梦。其实，张爱玲的眼睛是很悲凉的，并不描写一个温柔富贵的海上繁华梦。但很奇怪，她写的什么不重要，她本身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温柔富贵、代表旧上海之梦的、被消费的符号。
郑体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有趣。歌德有两句诗：“爱在深夜里创造了你，你也在创造。”当我们在阐释阅读张爱玲的时候，仿佛张爱玲在创造我们，实际我们也在创造张爱玲。
孙甘露：通常都如此，我们读自己想读的东西。
郑体武：“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张爱玲作品我读得很晚。老早就听你讲过她，有一天午休的时候，翻看一下，先看了一个短篇《霸王别姬》，心想，嘿，这个张爱玲，非等闲之辈，以前看低了。女性作家一般比较感性，琐碎，不做形而上思考，但张爱玲不琐碎，也不十分感性，她非常冷静，语言干净，纯熟，很有表现力。今天作家很少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看气象看得出来。你不要看他写作的时候，看他坐在那里，看气韵，感受气场。我写过一篇短文，《真假诗人之辩》，真正的诗人，不写诗的时候也是诗人；假诗人，诗写得再多，也如勃洛克所说的，那叫“诗歌短工” 。有人说，我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人和文应该分开。但我接触的作家，尤其是俄国作家中，很多都有一种精神在，通过他的眼神、情绪，能够感受出来他活在文学中。
比如，俄国作家里丘金，几乎家徒四壁，但看他的眼神，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所关怀的东西是什么？不是琐碎的事物，他的精神早已超越日常的琐碎生活之上。
孙甘露：里丘金，他就像个农民一样。。
郑体武：他就是个农民。
孙甘露：但是非常沉静，他跟别人讨论的可能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很具体的日常生活，比如，这幅画是妻子画的，蘑菇是自己从山上采的，但却可以感觉到他的气质。像我以前见过法国的米歇尔？布托，老先生坐在那里气定神闲，真是洗尽铅华。我见到他就想，哎呀，我要看一下他写的东西，就是这种魅力。
从80年代到90年代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对几代作家影响都特别大，但不是在当代。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拉美文学，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东欧旋风，包括米兰？昆德拉，这也契合了当今中国文坛思想界的需要。
小时候读很多俄苏文学，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在精神文化饥渴的年代，只有这些作品可以读，不像现在的青年，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但他们也有受媒体、舆论引导的成分。所以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立。
所以，俄罗斯文学，比如“白银时代” ，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当初的影响了，最重要的是时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