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到孔子:中国政治未来的文本-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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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它们和儒家思想和习惯的核心观念冲突。

　　或许，争议比较少的是儒家价值观仍然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主张，尤其是家庭伦理方面。比如对父母孝顺仍然被广泛认可和实行：很少人反对成年子女具有抚养年迈父母的义务的法律。孝顺的观念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我的儿子在上小学，他的成绩是根据他如何表现对父母的孝心来决定的。孝顺的思想表现在各种社会场合，比如中国的肥皂剧，常常牵涉到年迈父母的关系问题。即使性工作者也常常告诉客人她们要把收入的大部分寄给老家的父母（没有具体说明她们是如何挣钱的）6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转向儒家思想来说明这样的社会习俗，思考解决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最著名的人物是于丹，她写了关于《论语》的自我帮助的书，销售量超过三百万册。

　　她成为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明星，经常在电视上讲授孔子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好处。于丹参观中国的监狱，为犯人讲解儒家价值观。我的研究生和同事表达了对其著作学术价值的怀疑，如故意回避争议性问题，用歪曲历史事实的简单化解释说明自己观点等。但是，从社会学上讲，这么多人好像从儒学价值中获得心理安慰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学术前沿，中国出现了儒家学说的会议和书籍的大爆发，发展速度之快让最投入的儒家学者都赶不上。但是儒学的非官方解释常常偏离政府路线。或许儒学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是蒋庆的《政治儒学》（Political　Confucianism）（现在还没有被译成英文）。蒋为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辩护，认为它们适合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这本书是间接对政治现状的挑战，虽然忽略它，却非常聪明地没有剥夺其价值。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该书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得到出版许可。

　　蒋不能在书中展开讨论政治机构上的意义，但是网络提供了更多自由言论。在网络上被广泛阅读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政府党校中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应该被儒家学说替换掉。7　蒋和其他儒家学说知识分子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甚至还与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Chinese　Confucian　Party）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计划采用儒家学说的话，仅仅换个标签并不够。比如，儒家外交思想的核心信条是领袖要做道德表率，反对使用武力推动道德。8　因此，儒家思想知识分子严厉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这里，儒学的解释或许和政府路线是不一致的。哪怕用武力和血腥手段也要实现台湾和大陆的重新统一的观念和孔子理想相距甚远。

　　或许对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孔子强调精英政治。儒学认为政治领袖应该是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最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挑选领袖的过程应该是唯才是举，也就是说最杰出的人才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登上高位。从历史上看，儒家精英政治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已经有这样的建议当代中国要恢复和改进科举考试。这样再次给予政府明显的挑战：以考试的客观成绩而不是对党的忠诚度作为标准决定谁占据什么政府职位。9

　　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

　　儒学是否也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挑战了呢？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和谐相处的，如果不是相互强化的话。许多理论家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参看比如谭苏宏（Sor…Hoon　Tan）的书《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在政治实践中，它们常常是和睦相处的，由于1989年天安门亲民主抗议而被关进监狱五年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认为当代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儒学中吸收灵感。10　20世纪初期影响深远的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他们认为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制度、选举、权利平等是儒学的自然延伸。当代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蒋庆把他的儒学理论与西方自由民主对比，认为儒学更适合中国。但是他的机构建议包含一些自由假设，比如宗教自由，他主张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把这个制度和英国或瑞典的国教相比，并不禁止其他宗教。

　　即使官方消息也指出把儒学和自由民主思想融合的可能性。2006年10月12日或许是中国思想界旗手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了关于“和谐社会”意义的社论。它引用了《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然后，把“和谐”这个词拆开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意思是个人和社会安全，人“皆”能　“言”谓之“谐”，意思是民主和言论自由。社论接着说福利国家要求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持的框架。

　　儒学强调精英管理，由社会中最有才华，最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管理，这可能和民主相冲突，但是一直有把两个想望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建议。在台湾出版的、题目为《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的书中，蒋庆提出了三院制议会的有趣建议，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学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传承文化延续任务的精英的“国体院”三部分组成。最后一个建议…精英来自历代名人和社会贤达的后裔…就像建议重新给予更多的席位给英国议会上院中的世袭贵族，成功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是立法机构两院制，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主领袖组成，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考试产生的精英领袖组成的可能性更吻合儒家精英管理和现代民主管理的承诺。１１

　　但是哪个机构应该优先考虑呢？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地方层次上，辩论的各方都承认领袖应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８年就引进村民直接选举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限制干部腐败，此后在中国出现在大约７０万村庄中，占国家１３亿人口中的７５％。当然，这种选举不是没有问题的。一直有人担心决策的质量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地方选举真正能成功约束地方干部和有钱人精英的权力。作为回应，政府已经支持在地方层次上针对这些问题的审议民主的实验。（参看伊坦莱布（Ethan　Leib）和何包钢主编的《寻找中国的审议民主》（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这样的实验支持帮助民主教育过程的诺言，并从过程中获得更公平的结果。一旦民主在地方层次上制度化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到城镇、城市、和省的层次。

　　但是在全国层次上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领袖就争议很大了。辩论和投票水电费和重新安置农民是一回事，人们期待地方居民最熟悉对密切影响日常生活的选择做出判断所需要的详细情况。但是让选民对实际上非常复杂的议题比如解决跨省冲突或者评价在经济增长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等等与其生活关系不怎么密切的棘手问题上做出获得全面信息后的判断就是另外的事了。让人们对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是否打仗或者如何最好地遏制恶性传染疾病等又如何呢？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方面，人们不仅希望代表的公平性和地方团结，而且希望商议者有能力处理大量的信息以及对不同类别的人的利益的敏感性，包括国家政策可能影响到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等的利益。

　　把撬动中国国家的杠杆给予８亿只受过初级教育的农民的前景不仅让政府感到犹豫、畏缩。在中国大陆大学里教书的学者很少（包括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赞同在下个十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在朋友之间喝酒的饭桌上的讨论是完全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即使那些批评政府缺乏民主承诺的人背叛了当选政治人物很难调和的原则的某些假设。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题目是“为民主辩护！对当代反民主理论的反应”。这篇论文对中国民主化辩论很重要，是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贡献。蔡强烈驳斥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常见说法，如它对多数人有利、破坏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腐败等。

　　但是，为了支持人民的“质量”12不破坏民主前景的观点，他引用新加坡创始人李光耀（Lee　Kuan　Yew）的观点――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有贫穷和没有受过教育的背景）已经成功建立一个美好的法治社会。新加坡华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大陆华人也能做到，不管是法治还是民主。但是新加坡的“法治”依赖控制日常生活详细方面的合法惩罚：正如笑话所说的，新加坡是个“好”（罚款）的城市。像中国现在一样的富裕和教育程度时的新加坡和民主国家相差甚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台湾和韩国）。虽然也有选举，但新加坡式的民主意味着人民行动党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派政治家的严厉惩罚，从公开羞辱到彻底失败到流亡海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李光耀自己或许是选贤举能的精英管理的最著名辩护者13，其观点有让人怀疑的优生学理论支持。李认为教育是不够的，总有少数人被赋予了更优越的智慧（比如自己的儿子，现在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控制经济重要杠杆的其他家族成员），他们应该成为社会的领袖。统治者自己来决定谁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才”。温和一点，该观点决不是民主支持者应该认可的模式。14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国家层次上的民主管理。最有可能获得那些最有资格实行政治改革15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精英支持的建议是成立根据考试选拔组成的强力立法机构，在机制上凌驾于民主选举机构之上。

　　这个建议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果它具有下面的特征：

　　·“贤士院”的议员通过挑选（考试）可以有７到８年的任期，如果腐败，严厉惩处；

　　·考试检测儒家经典，基本经济学，世界历史，外语；考试由独立的学术机构随机从中国的大学中选择命题者，在考试过程中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离；16

　　·贤士院采取任何决定前都有相当程度的商议，多数辩论被电视直播或者在网络上传递给公众；

　　·庶民院的主要功能是把人民的（相对来说不了解信息的）的倾向和意见传达给贤士院。在省级，市级，城镇，村庄层次，主要的决策者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手段来选择，决策在认真讨论后做出，

　　·媒体自由基本上是保证的，有很多机会提出反对意见，表达对国家代表的不满，

　　你觉得牵强吗？这种可能性决不比假设中国转向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情景更少。（因为这两个情形都假设了一党统治的终结），它也解决了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主要担忧：民主可能导致政府由缺乏教育的人统治。随着更多中国人接受教育、民主价值和实践的深入人心，庶民院可以被赋予和贤士院同等的地位。强大的庶民院在适当的时候可能倾向于废除贤士院，后者至少把它贬低为顾问或者象征性的机构，如果它帮助巩固民主体制的话。17但是当民主过程面临失控的威胁时，有可能出现享有更持久权力的贤士院。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清华大学的讨论会上，比较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注意到非党派的机构在解决冲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党派政治人物不能达成为非暴力政治决策充分的共识，中国背景下的贤士院可以发挥作用。就像泰国国王，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

　　可能有人担心强大的贤士院体制会像美国的宪法制度变成牢固的、像化石一样，一旦成型很难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运作良好，不变又有什么关系呢？议员们可以长久辩论，支持优先考虑贫困者需要的政策。（正如孟子所说的，政府应该首先考虑“鳏寡孤独”者的需要）。他们考虑政策可能影响到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倾向于推行能够把工人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的经济发展，试图限制新技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18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满足于强大的精英统治呢？仅仅因为这个制度和我们的民主管理理想不一致，我们就应该抱怨吗？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个如果不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优越，至少在道德上合法的政体存在的可能性呢？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本文选自他的著作《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和他为《卫报》写的“自由评论”博客。作者电邮：daniel。a。bell@gm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