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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节

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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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势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的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服。”他又说:“作臣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尽忠的;作君主的人,没有不寻求朝政修明的。但是,臣下常常苦恼君主不能使朝政修明,君主常常苦恼臣下不能尽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上下两情不沟通的原故。下情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主的,上情没有不希图使臣下知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难以将下情传达到上面,君主总是苦于下面难知上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有九种弊端不能消除的原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主占了六种,臣下占了三种:好胜于人,耻于闻过,驰骋辩才,炫耀聪明,厉行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葸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于人,必然以巧言献媚之辞为甘美;君主耻于闻过,必然以直言劝谏为忌讳。既然如此,下面的诌媚阿谀之徒便会顺承旨意,忠诚真实的话便难以听到了。君主驰骋辩才,必然会在人未讲完就剿绝其说,以便用言语将人折服;君主炫耀聪明,必然主观臆测,以诈谋来猜度别人。既然如此,下面的瞻前顾后之辈便自然会见机行事,于是磋琢磨朝政得失的言辞便难以说尽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既然如此,下面的畏葸怯懦之流便要逃避罪责,于是真情合理的言论便难以申说了。一般说来,由于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迭幽深,地位高下的限制阻隔,自众贤人以上,得以一见皇上威仪的人,超过亿万人之中难有一个;就得以见到皇帝的人而言,得以与皇帝直接讲话谈论的人,又是千万人之中难有一个;而有幸得以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居于其间,上情与下情所能沟通的是太少了。上情不能与下面沟通,臣下便会迷惑;下情不能与上面沟通,君主便会猜疑。君主猜疑,便不能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臣下的诚心不被接受,便会以悖逆的行为来对付君主;君主的命令未被服从,便会把刑罚施加给臣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除了失败,还能怎样!所以,变乱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便是这样。”他又说:“过去赵武说话迟钝,但却成了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质朴而说话迟钝,但却作了汉家的宰相。如此说来,口有辩才的人行事,有时不一定可信,拙于言辞的人说理,有时未必就没道理。难以知人,这是为帝尧、帝舜所担忧的,怎么可以用君臣间的一答一问,便说是穷尽了知人的本领了呢!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天下的人情,肯定大多不能符合实际,用这种办法去轻慢天下之士,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他又说:“进谏的人为数很多,表明我能够与臣下和睦相处;进谏的人进言直切,显示我能够包容群言;进谏的人狂言诬罔,说明我能够宽恕别人;进谏的人泄露真情,彰示我能够从谏如流。这便是君主与进谏人相互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会有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会有达到政治修明、国家安定的好处;进谏的人会博得诤言劝谏的名声,君主也会赢得采纳众议的名声。即使这样,进谏之人仍然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而君主却是无不尽善尽美。君主惟恐正直的言论还不够殷切,天下事还没有全部听到,能够如此,君主采纳规谏的德行便光大了。”德宗对陆贽的建言颇有采纳。

  '10'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10'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前进,屡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群臣议论喧腾,也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出于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贞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为此把他杀了。

  '11'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11'乙丑(二十二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刚到奉天,跟随皇上出走的将士们,照例应该加进两阶,而现在却只有翰林升官。一般说来,实行惩罚应该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卑下和疏远人们的实行,这样,所下的命令便不会遭到冒犯;实行奖赏,应该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显贵的亲近的人们实行,这样,所记的功劳便不会漏略不全。希望能够先铨录有大功劳的人,再遍及百官各品级,如此,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本人的封赏。”德宗没有许可。

  '12'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悦心不俗行而未忍绝滔,乃许之。滔复遣其内史舍人李见悦,审其可否,悦犹豫不决,密召扈议之。司武侍郎许士则曰:“朱滔昔事李怀仙为牙将,与兄及朱希彩共杀怀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宠信其兄弟至矣,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希彩而立。既为帅,滔乃劝入朝而自为留后,虽劝以忠义,实夺之权也。平生与之同谋共功如李子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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