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警示录-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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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作者： 张庆洲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二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于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作者： 张庆洲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着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阖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撕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作者： 张庆洲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
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监视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