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心动,一生绵延(出书版) 作者:无处可逃(2014年3月出版)-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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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臻东眼神看似危险地眯起，“你以为他有多正派？”
　　我脸都僵了，幸好老麦不打算再逼死我，径直转了话题，“照片我看过了。”
　　一提到照片，我的心情模式立刻装换，仿佛是等待高考揭榜的考生，有些忐忑。
　　“挺好，没丢我的脸。”他淡定的看了我的纱布一眼，“摔成这样，值了。”
　　直到此刻，我才相信同事没有在骗我，因为这是师父第一次正面表扬我。伤口似乎不那么痛了，我神采奕奕地盯着他，“我终于放心了。”
　　他揉揉我的头发，“后期我去盯着，你就好好把伤养好。”
　　我点了点头，他就不理我了，重新靠到座位上，翻开一份报纸看。
　　因是晚间航班，机舱里光线迷蒙昏暗，只有钱钱一盏阅读灯打在泛着油墨香的报纸上。我歪头，悄悄觑着这个硬线条的男人，头发短短地跳来，下颌方正刚硬。
　　我有些骄傲地想，这就是我的师父啊！
　　我常常觉得他像是古代不拘小节的侠客，所有人包括沈钦隽在内，对于我受伤的事都不以为然，觉得我这么拼命实在不值得，只有他能摸着我的头发说“值得”。
　　这个圈子里，他这么帮衬我，大约也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拼命吧。
　　暖暖的机舱里，我终于克制不住睡意，昏睡之前，我喃喃地说：“老麦，谢谢你。”
　　回到翡海之后，公司安排我重新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拿着我的CT仔细看完，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语气很淡定，“没什么关系，定期来换药就行了。”
　　我抓紧机会问医生，“医生，你看我会不会失忆？”
　　医生原本在病历上奋笔疾书，闻言放下笔一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
　　“白晞啊，二十五。”
　　“我瞧你记性挺好嘛。”医生乐了，“忘了啥？”
　　“我没在开玩笑。”我急忙辩解，“自从被撞晕了，我就老看到一些画面，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不过都对我很好的样子。”
　　“白小姐，会不会是你电视小说看多了？”医生很有耐心地对我解释，“有时候人的潜意识里会把自己带入某位主角中去，我们称之为玛丽苏症候群。”
　　“……”我同爱开玩笑的医生大眼瞪小眼，沉默了片刻，垂头丧气，“我的片子里真的看不出异样？”
　　他十分肯定，“如果你还是坚持，我只能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老麦在医院的停车场等我。他说最讨厌医院里那股子陈腐的味道，不愿意陪我进去，靠着车门在抽烟。
　　“师父。”
　　他将烟头掐灭了，看着我额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下来，走进仔细看了看，“还是留疤了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小心的伸出手，摸到额角那块微微凸起、软软且新鲜的伤疤，咕哝说：“这伤疤没你的神气。”
　　他愣了愣，才明白我指得是他右臂上的那条疤痕，足足有十多厘米。
　　要说是怎么划伤的，几乎已经是我们圈子里的神话了。
　　那次他给杂志拍“美女与野兽”专题系列硬照，摄制组真的从马戏团借了老虎豹子来。快要收工的时候，其中一头狮子忽然间发了狂，隔着笼子伸出粗壮的前肢，狠狠抓向正在低头帮忙整理衣服的服装编辑。也亏得麦臻东眼疾手快，一把推开了那个小姑娘。
　　尽管马戏团的狮子已经被剪去了最锋锐的爪子，可是这一抓之力还是很惊人，麦臻东的手臂上缝了二十多针，至今留下一条像是巨大蜈蚣的恐怖伤疤。
　　这个故事我早就烂熟于心，时刻用来提醒自己，没有人会简简单单动。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麦发动汽车，哈哈一笑，“去吃饭吧？”
　　我“哦”了一声，拉出安全带系好，忽然说：“你信不信我失忆了？”
　　麦臻东哧地笑了，“我听说外国人脑震荡之后醒过来，就忽然只会说中文了。”
　　“不信拉倒。”说真的，我也没什么底气，毕竟拿不出证据来。
　　“你就是纯粹闲出病了。”老麦很肯定地说，“苏汶给你放假到什么时候？”
　　老麦干脆地转了方向，“行，那你明天跟我走。”
　　车子奔驰在国道上，我啃着汉堡，在看看后座上满套的装备，“师父，咱们干吗去？”
　　他一手扶着方向盘，若有所思：“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老麦眼中“很有意义”的事究竟是什么？
　　是每三个月固定换一个女朋友？还是具备“把每个片场的工作人员骂哭”的能力？
　　我沉默片刻，十分勇敢地说：“多远？能不能坐火车去？”
　　“就你毛病多。”老麦横我一眼，不过似乎没有拒绝。
　　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候，已是三个小时之后。
　　我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小村庄外边，城市小热岛的暖意丝毫无法侵润到此处，土地都冻得硬邦邦的，有两个孩子从我身边跑过，回头看看我们，一脸好奇。
　　“愣着干吗？”他说，“工作啊。”
　　“什么工作？”我有些不知所措。
　　他却熟门熟路，拉着我进了一间屋子，招呼里边的老人和孩子。
　　原来这是一个留守老幼村。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年迈的父母和稚龄孩子相依为命。这个家实在是太多简陋了，几乎是用红砖搭起来的，墙角挂着蛛网，老人牙齿都掉没了，穿着潮乎乎的大棉袄，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着什么。她的孙女还在上学，墙上贴满了奖状。
　　看着这样的场景，我心底很难过。
　　麦臻东坐得离老人很近，拉着她的手低低说着话。
　　在我的记忆里，见过在片场凶横霸道的老麦，也见过颁奖礼后的Party上被女模们众星拱月、风流轻抚的老麦，却没见过这样的他。
　　温和、耐心，最重要的是尊重，对弱势群体的尊重。
　　他征得了老人的同意，拿着相机开始捕捉这座小屋的细节——灶头边倾倒的玻璃瓶，发黑的棉被，以及磨破了鞋底的布鞋。
　　他拍的特别认真，丝毫不亚于在奢华的片场给金像奖的影帝影后拍获奖特辑。
　　可我还是觉得疑惑，我从来没有在哪里看到以“麦臻东”署名的社会性新闻图片。
　　又冷又饿地拍到了晚上，才七岁的小孙女踮着脚尖炒了盘蔬菜，就着冷馒头和奶奶一起吃饭。老麦车子里还有一箱方便面。他搬了出来，要些热水，每人泡了一碗，没想到小姑娘竟高兴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含了一口在嘴里，半天才吞下去说：“叔叔，我前年生日才吃过一次呢。”
　　昏暗的灯光下，我看着小姑娘亮晶晶的眼睛，泛起一阵心酸。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觉得，生死温饱才是一个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这些比起来，那些折磨了我很久的、所谓的爱而不得，真的单薄得矫情。
　　麦臻东替她们修好了总是一明一暗、光亮不定的灯泡，才和我一起离开。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口，我忍不住问：“这些照片用在哪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包烟，抽了一支点上。我默默伸出手去，他勾着唇角看我一眼，重新把烟盒放进口袋，没理我，只是笑，“白晞，有时候沈钦隽说得也没错，你跟着我，实在太野了。”
　　“啊？”我怎么不知道他们还在背后交流过和我有关的事儿？
　　等到这支烟抽完，麦臻东才把后座上的IPad递给我，我点开相册，照片一张张滑过去，都是黑白的，主角们既没化妆，也无华服，都是普通人。或者在寒冷的清晨，小摊贩在路边支起了早餐摊；又或者是雪后，环卫工一双粗粝得裂开口子的手握紧了扫把。
　　每一张都是普通人，司空见惯的日常，可是蓄满了力量。
　　可见拍摄者的风骨铮铮，肃穆得令人油然起敬。
　　“看得这么快？”老麦有些吃惊，“怎么，觉得拍得不好吗？”
　　其实这些照片我都看过了，是在某门户网站的一个摄影专题上，专题名叫《活着》。作者叫X…Ray。我是在网上随便逛的时候看到的，当时便觉得震撼，于是订阅收藏了，甚至还问过圈子里的朋友这位匿名的摄影者是谁，大家讨论了一通，最后只能说：高手在民间。
　　没想到这个高手，竟然就是身边这个总被我看作声色犬马的师父。
　　“X…Ray？”我忍不住吐槽说，一这个名字太土了。”
　　“你看过？”他哈哈一笑，面有得意之色。
　　夜色之中，我仔细地端详他，是这个在红酒珠宝名利场里潇洒来回的男人，还是那个踩着不稳的小板凳去换灯泡的男人，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
　　这里的宾馆都差不多，将就一下吧，”麦臻东停下车，手里挽了风衣，示意我下出租车。
　　我坐着没动，心不在焉地拨弄着安全带，问，“你不觉得分裂吗？”
　　“嗯？”他回头看我一眼，眼波中有深邃的浓黑
　　“时尚和纪实，两个模式，你要怎么转换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唇角的笑意似有似无，“我说了，只是偶尔做些有意义的事。”
　　“那么你在时尚圈的工作就是无意义的吗？如果是这样，内心认定了是无意义的事，你又怎么能继续下去呢？”我步步紧逼。
　　许是察觉到我的语气有些古怪，他打开了车顶的灯，欺近揉揉我的头，“傻瓜。时尚圈的工作是追求美，可是新闻纪实的摄影，却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不完美。”
　　他认真地说：“它们不矛盾。”
　　他身上寒寒的，没有任何味道，却叫人警醒。
　　这个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份工作；在我很迷惘的时候。让我学会再看看别的事，有很多事，只要你活着，就比风花雪月更加地重要。
　　“师父，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真诚地着着他。
　　“……为什么？”
　　“谢谢你。”
　　他定定看着我，唇角那抹笑意渐渐消失，“最好不要。”
　　“啊？”
　　“因为我从来不拒绝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
　　“……滚。”
　　第二天一早，麦臻东就把我喊起来了。
　　因为快捷酒店的隔音设施并不好，我被门外那台公用吹风机嗡嗡的声音折腾了大半个晚上，睡得并不好。黑着眼圈打开门，麦臻东把一个热乎乎的煎饼果子扔在我怀里，“快点儿，上午还要去福利院。”
　　我用最快的速度刷好牙洗好脸，咬了一口已经变得有些软趴趴的煎饼果子说：“走吧。”
　　他负手着着我，嘴角勾着浅浅的弧度，忽然间伸出手，从我嘴边捞起一根软软长长的头发，摇头叹气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我认识的女生里，活得最粗糙的一个了。”
　　我讪讪一笑，飞速把长发扎起来，解嘲说：“好养活”
　　他眯着眼睛，眼角处仿佛嵌了星星，笑意隐约而璀璨。
　　福利院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读大学以前，我都在那里生活。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踏进去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有些近乡情怯。
　　麦臻东和负责人很熟，走在前边不知聊些什么，我一个人在后边瞎逛，顺便还跟着一群志愿者去了办公室。有人在整理档案，我凑热闹看了一会儿，旁边的桌子上是一沓入院证明。
　　不知道当初是谁送我进儿童福利院的呢？
　　我心不在焉地想着，问那个看起来挺和蔼的、胖胖的阿姨：“阿姨，这些孩子都是被什么人送进来的呀？”
　　阿姨答得很耐心，“……医院，公安局。”
　　“这些名单是……”
　　阿姨看了一眼，“都是社会捐赠人的名单。”
　　我心底一暖，想到自己也是一直有人赞助着，才顺利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忽然间我脑海里有什么东西溜过，我怔在那里，直觉告诉我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可惜，那丝仅有的光亮转眼就钻进了深厚浓密、无数的神经细胞中，再也找不回来了。
　　许是这个原因，这一天我都精神恹恹，其实按照麦臻东惯常的工作标准，我早就该被骂得狗血淋头了。可他没有，偶尔对上眼光，我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异样。
　　“干吗这么看着我？”回去的火车上，我终于忍不住问。
　　“对不起。”他微微侧脸，直视前方，声音很低沉。
　　“嗯？”
　　“今天……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不愉快的回忆？”他有些不自然地揉了揉鼻子。
　　“你是说福利院吗？”我舒了口气，大咧咧地往座位上一靠，“不会啊。”
　　我在福利院生活了整整十几年。
　　每个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人第一反应总是同情地看着我，仿佛我受了天大的委屈。等到他们知道我考取了XX大学，那种眼神又会变上一变，大约觉得我实在是“穷人孩子”艰苦风斗的典范。
　　可是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堪。
　　或许是运气好，我所在的福利院并没有遭遇过什么经济紧张之类的问题，更加没有床说中那种“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