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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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致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
当然,此时的曹云祥可能没有想到,吴宓与梁、陈等人的到来,竟成为他的掘墓人,并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合力为他敲响了前途的丧钟。在以梁、陈为首的反对声浪中,曹云祥只得宣布辞职,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清华园。这是后话了。【56】
独为神州惜大儒
在清华研究院成立至曹云祥辞职溜走的这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事实证明吴宓、梁启超在举荐陈寅恪时,对曹云祥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妄言。陈氏一到清华园,很快就展示了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盖世风采。
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每期学员满一年即可毕业,发给学历证明。若有想留校继续研究者,可提出申请留校继续学习、研究。当陈寅恪到清华园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但仍有刘盼遂、吴其昌、姚名达等7人留校继续攻读。1926年9月8日,陈寅恪参加了第二学年,又称为第二期的开学典礼。此届招生如谢国桢、刘节、陆侃如、戴家祥、吴金鼎、卫聚贤、王力、姜亮夫等29名,加上第一届留下的7人,共有学员36名。在开学典礼上,各位导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最为慷慨激昂,令听者为之热血沸腾,几欲挥拳仰天大吼者乃梁任公——这项特殊本领与才华是其他几位导师特别是王国维所不能匹敌的。
第48节:独为神州惜大儒(2)
这一学年,诸位导师均使出看家本领为学生开课,陈寅恪亮出的绝活是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
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这一连串的列目,足令人为之眩晕,也可看出陈寅恪在古文字学的造诣已经到了何种广博精深的程度。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57】。显然,这是他的自谦。陈氏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58】。据陈寅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59】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60】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尽管陈寅恪的子侄辈受这位六叔教诲多多,但对其学问仍有窥无涯之海,无边无沿之感。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61】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决非一点线索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62】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据说,俄国人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石碑,但对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学者们莫衷一是,后来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竟毫无异词,同声赞同。
第49节:独为神州惜大儒(3)
陈寅恪尝谓自己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63】。到底是咸同(咸丰、同治)还是光宣(光绪、宣统),是自谦还是自贬,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载,依旧是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如戏台上女扮男装的小生打扮大相径庭。陈氏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三块瓦”皮帽),裤脚扎一根布带,脚穿厚棉鞋。戴上近视镜,一副土老儿模样。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中,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64】
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因而在生活中经常闹出一些啼笑皆非的“怪事”。
陈寅恪初至清华园任教,他的侄子陈封怀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5】。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讲堂也颇有点“怪招”。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辨明,陈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氏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文徵对台湾学者,即陈氏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可惜九一八之变起,我只身入关,那些小册和藏书便全部沦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无限痛惜。”【66】
第50节:独为神州惜大儒(4)
“读书必先识字”是陈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经验之谈。自在家塾念书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一段时间内,陈氏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外,关于国学方面,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但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识”,也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历史上的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可在历史中找到脉络。正是陈氏所下的硬工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业。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学子,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但陈氏却技高一筹,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67】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68】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的《天文志》、《刑法志》,《隋书》的《天文志》、《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同时也相当重视各种会要,还有三通(南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并大量阅读其他杂史。因为注重史实,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学诚,尤其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见解。对于诸子,陈寅恪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对于古文,最推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姚鼐、曾国藩诸大家。而对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