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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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徐、张的离婚风波，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身在异国他乡又身怀六甲的张幼仪，一时陷入凄苦无助的悲凉境地。赵、杨夫妇准备离开柏林的那天晚上，罗家伦匆匆忙忙赶来，杨步伟原以为罗是专为送行前来探望，交谈中颇为客气，更不再为罗说自己是赵元任他娘之事计较。话谈到一半，罗家伦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问杨步伟手边钱多不多，杨以为对方除了送行还要送钱，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为表客气，杨说不多可是够用了，刚要说不劳你们帮忙之类的客气语，想不到罗家伦猛地接话道：“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杨步伟一听，顿时冷了半截，沉着脸说手中的钱只够用到回法国，只要一到法国，由美国汇来的钱大约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国再说吧。罗家伦知道只要眼前这两个小财神一旦离开柏林，便是一去的黄鹤杳无消息了，于是死缠硬磨，与赵、杨夫妇在旅馆打起了阵地守卫战。眼看快到深夜，赵、杨体力不支，表示缴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给对方。罗家伦钱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无音讯。当杨步伟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对此情此景仍记忆颇深，并对罗氏借钱几十年不还的做法，含有调侃意味地再度提起：“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呐吧？”【35】此语表面上是提及40元钱，实则杨步伟仍对当年罗氏的冒失与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于怀。
又是多少年后，周作人对罗家伦曾作过一个小小评价，谓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又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36】周说这话的时间是1950年6月，自己刚因汉奸罪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傅、罗二人皆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山河改色。且周作人与傅斯年素有个人恩怨，因而此评是否公允，只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罗留学时期的总体情形看，似乎并不像周氏所说的那样鄙陋与龌龊，特别是在钱财的交往上，尽管有罗家伦借杨步伟债款几十年不还的情形，但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尚没有露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做派，倒是有点同舟共济，“有钱大家花”的共产味道。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1998年，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将保存的傅斯年、罗家伦于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学欧洲时期的９封通信整理公布。此举令有关傅、罗及其同代留学生群体，甚至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关两人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适保存的两封通信和几次在巴黎的谈话记录外，其他资料再未见到。罗家伦个人资料的流传情形类似，其他的如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包括金岳霖、何思源等，学习笔记类的资料倒有一些，但涉及个人生活的书信资料则凤毛麟角，难以寻觅。鉴于这一情形，后世研究者与传记作者在描述他们的留学生活时，不得不一笔带过。事隔70多年，傅、罗通信突然现世，且是一连9封通信的公布，这对研究者来说，机会之难得，价值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第28节：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2）
两人通信所涉内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琐事，其间不少插科打诨，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学生之间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据任教于美国大学的罗久芳说，因为这些信件是倾诉彼此间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笔时并未考虑到原件会长久存留或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众，所以写得酣畅淋漓，可谓无话不谈。但当情绪尽情倾泻之后，又往往理性地特别注明“切勿对任何人言之”的警示秘语。正是因了这样的情形，使得保存者罗久芳左右为难，迟迟不肯公布。在秘藏了70多年之后，因编辑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需要，在众多前贤旧好与研究者的期盼呼吁声中，罗久芳才鼓起勇气，一咬牙提前把这9封私函公之于众，算是圆了期盼者的心愿。至于信中特别注明的一条条警示，无论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与否，作为后辈小子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傅氏是决不会再从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里蹦将出来，像当年一样嗷嗷怪叫着跟罗久芳这位侄女拼命的。
9封信有短有长，格式不一，且字迹潦草，有一部分用铅笔写在薄纸正反两面，但未经过修改。因有8封信未注明日期，只能据内容辨认顺序和时间，其中最初的两封是傅、罗同在柏林的两年间所写，以后的6封是罗家伦转赴法国巴黎大学时所书，当时罗与北大同学何思源合住巴黎一处公寓，傅在信中时常是罗、何并提。因未见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内容是否被罗女士作过删节不得而知，但从总体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后会使信中的当事者感到脸红或不太好意思之处（假如傅、罗仍活在世上），占极少的比例。而绝大部分则是人人羡慕人人恨的金钱的问题。通过一件件关于英镑、马克或者法郎的爱恨情仇，世人透过历史烟尘，真切地领略到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留学生在内的真实情形与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内容就带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说的是罗家伦于1923年冬日不慎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讯，以近似现代网络名的“山外魔生”写信与罗，有些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闻真人劫后不改笑貌，兴致一如恒日，故慕仰无极。进此儿，若戏谑，实出心肺之言。”又说：“此事如在小生当死矣。失色犹可，尽失色则不提色。失书则从此不念书。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投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37】
信中的罗真人，乃傅斯年为罗家伦起的绰号，同样相当于后世泛滥成灾的网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了自己穷困潦倒的凄惨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经费来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几乎到了《易经》卦辞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罗皆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而见面机会较多的缘故，这一时期没有信函往来。第三封通信的时间已是1925年，罗家伦已转入巴黎大学就读，这一时期的通信几乎全部围绕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个“愁”字就了得的。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形势混乱不堪，山东政府方面的官费筹措已极困难，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这个时候国内的纺织大王穆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为了继续在英、法两国收集近代史资料，以便完成最后一年的研究计划，罗氏除了译书写稿挣点小钱补贴外，通过老校长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这笔款项于1925年下半年分两次汇至伦敦及巴黎，罗家伦得此巨款，除偿还债务外，手头还有部分余额。此事被傅斯年侦知，借这年秋到巴黎短期访学之机，向罗氏借了一笔小款以为急用。到了秋后算账时，手头已不宽裕的罗家伦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挖东墙补西墙”的艰难处境，其中一段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按：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按：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又说：“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i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第29节：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3）
因傅信均无日期，故无法判断确切时日，但从信的内容推断，此信大约写于1925年秋冬时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朱氏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但此时国内政局混乱，经费汇不出，朱氏无能为力。为了应付不断前来“讨债”的书呆子，朱氏迫不得已，只好从公使馆的其他款项中转借几个小钱予以应付救急，傅斯年所得二十镑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债务关系者多达八人，那个神秘的“员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陈，是指即将归国的陈寅恪。言语中可以看出，这批留学生们的钱财除了相互借来借去外，作为老大哥的“老陈”，于此间显示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同时也透出他对众位难兄难弟的关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终于从朱氏处领到了十英镑的汇票，于是致信罗家伦说：“本想就此寄你四镑，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镑。但换现镑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为人借去了几文，自己实没办法了。现只寄你二镑，仙槎一镑。朱既许我下月设法，到时弟必再寄。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傅斯年写信时，国内军阀混战加剧，整个中国大地弹片横飞，血流遍野，大小官吏争相苟全性命，已无人再去管这批海外学子是死还是活的事了。傅氏与何思源属山东同乡，何思源来自水泊梁山的发源地菏泽，著名的郓城县、曹县等皆从属菏泽地区，当地流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语；傅来自梁山脚下的聊城，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属其辖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乡之谊。眼看山东方面的官费没有希望，其他款项又无从进取，面临断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个英镑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当年刘备在贩卖草鞋的途中，饥饿难耐又无钱购买一个烧饼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十几年之后，当归国的何思源在相继登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与北平市市长宝座之后，不知对这一文大钱的艰难来历还记得否。
杨步伟说因为大战后德国的马克走低，物价便宜，中国的留学生们才纷纷从四面八方转到柏林，此说有点道理，但不能说全对。事实上，当时德国的物价并不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物美价廉，而专等这帮孔乙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占便宜。在傅斯年即将结束学业回国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无依无靠的绝境，他在致罗家伦与何思源的信中道：“总之，去年我以领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归，今则倒欠下两月，此外无丝毫进款。德国生活程度贵得无比，此间熟人一致呼穷，故弟不欠此间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间欠我小数者，积起来已经不少了。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大维尚好，而毛、姚穷得出世涅槃。”
德国的生活程度傅斯年说得已很清楚，正是在如此生活环境与经济条件的高压之下，他才在致罗家伦的信中，发出了“心绪如焚”，“饮食不常，一切状态如疯如狂”的悲鸣。未久，傅斯年突然从《德国汇报》闻知驻英公使馆的老朱将要去职的消息，大惊，急忙写信致英使馆向老朱本人催要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