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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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尔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3】
第2节：风云际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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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为由拒绝。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究院主任。【5】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第3节：风云际会（3）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6】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7】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弥漫荡漾着浓雾一样只有双方心灵深处才能触动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9】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尽管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