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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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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正因他的武功高强,为人光明磊落,重义气而富有同情心,所以很受后人的敬仰。

  以人之常情来说,会因敌人陷入困境而幸灾乐祸;也会认为,可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打败敌人。可是千信并不这么想,虽然他和信玄是死对头,不断交战,但目的只是在争个高低,而不是要陷百姓于困境。所以千信认为,虽然两国正在战争,但面对敌人因为没有食盐而陷入困境时,决不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理应先设法拯救,至于争夺胜负,那是战场上的事,千信有这种气度,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处在敌对的状态。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有党派、团体和企业间的竞争与对立。而由彼此的对立、竞争,扩大成为仇恨的事,更是不断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竞争是免不了的,对立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身为领导者,应该学习千信那种不分彼此,甚至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一个领导者应具有兼爱天下的胸襟。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荣。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曾经说过:“什么是天下的公敌呢?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和家之间相互争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然而,公敌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博爱的缘故。每个人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其他的国家;只知道爱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爱别人的家庭;只知道爱自己,而不愿去爱别人。久而久之,强大的会欺侮弱小的人,富有的会欺凌贫困的人,尊贵的会瞧不起低贱的人,而奸诈狡猾的人也会欺侮愚蠢鲁钝的人了。可见天下会发生祸害和怨恨的原因,根本上在于人们不能互爱。所以要和平相处,就必须互爱互敬,重视对方的利益。”

  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圣贤们已经给我们明白的教训,如果人人照着去做,一定会造成美好和谐的世界。可是人们不遵循这些道理,又不能实行兼爱,所以才形成世局的混乱不安。墨子常劝告世人,不要过度竞争,只要顺着自然的法则,便可以带来进步。如果只知使用武力,以暴力铲除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过度竞争,往往会导致战争;个人与个人间的过度竞争,会引起仇恨和争执,甚至做出伤天害于理的事;而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会产生资本的独占、不平衡,小者造成中小企业的破产,或使自己身败名裂,而大者会引起社会及世界的混乱。

  总而言之,人类的利害是相通的,能做到爱人如爱己,爱他国如爱祖国,才会使世界幸福和平。身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更应彻底实行兼爱,切忌投入过度的竞争中,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界理想。

  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的目标;而根据现有的基础,制订长期的计划。

  公元一八七六年,美国亚马士都大学的校长威廉克拉博士,应聘到北海道刚创立的札幌农校,担任教务主任。他和学生其同生活,教育他们达八个月之久。培养了佐藤昌介、内材鉴二、新渡等杰出的教育家。克拉博士在任满离校时,给学生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少年人要立下大志”。

  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我们生活中,必须立下志愿,才会有奋斗的目标。否则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那岂不是虚度光阴吗?孔子曾说过。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向学。日本高僧日莲法师也在十二岁时,立下志愿要成为日本顶尖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年轻时就立下志愿,而终身为目标奋斗,终于成为名人,不但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同时也提高了生命的价值。相反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一生中将做些什么事,不但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也会失去生存的意义。

  即使是乞丐也会发下宏愿,努力乞讨,以求致富。所以,一个领导者更不能没有志愿了。领导者把自己的志愿向部下公开,并鼓励部下共同朝着即定的目标奋斗,便能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事业顺利进展。所以松下先生认为,领导者可以把自己的志愿,转化成部属的目标。

  松下先生并不是说志向要愈高愈好。因为所立下的志愿若超出自己的能力,或脱离了现实范围,也就成了妄想。所以,我们应该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目标;从实际出发,制订长远的计划,一日一日地逐步去执行,才能达到理想。克拉博士给札幌农校的临别赠言,真是语重心长。因此在企业的经营上,我们可以换个语气说:“领导者要立下宏伟的志愿。”

  具有仁慈心胸的领导者,才能得到部属的拥护。

  保科正之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日本东北会津地区的诸侯,由于不服幕府的领导,阴谋叛变,被削藩废籍,取消武士的头衔,贬为平民,所以德川家光将军就派保科正之去担任会津的新诸侯。

  保科正之刚上任,第一道命令就宣布取消农民过去所未缴的田租,并运用种种方法,大幅削减平民的赋税,就好象现在各国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一样。正由于这一连串的德泽,使得百姓更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原来从外地诸侯所遭受的阻力和排挤,都获得解除,他的地位也就非常稳固了。后来,保科正之被调回幕府担任最高执政官,而继任会津地区的每一代新诸侯,也都沿袭他的政策,于是使会津地区一直到明治谁新时代,还是日本东北最富庶的地区。

  在德川幕府时代,不只保科正之推行“仁政”,几乎绝大多数的诸侯都能以仁慈的胸怀爱护百姓,为了使百姓摆脱困苦,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租税。而将财政上的需求,转向巨商富豪借贷,直到人民的生活安定,才再开始征收税捐。这一点几乎成了幕府时代政治行为上的常例。

  据说在古代,仁德天皇发现民间的炊烟稀疏,就联想到荒年欠收,民生困苦,于是立刻下令停止征收租税,以至政府财政拮据,连皇宫也破烂不堪,没钱整修,所以发生逢雨漏水的情形。直到三年后,百姓家家户户炊烟四起,民生已经恢复富裕,才再开始征税,由此可见仁德天皇真是慈爱的仁君。他曾说过一句感人很深的话:“国君是上天为了照顾百姓而设立的,所以国君应该以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等到百姓富裕之后,自己才能富裕。”也正如孟子所言“民贵君轻”。

  象这些领导人物对待他人的一片仁慈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受儒教影响下最优良的传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传统,所以能使领导者和大众的心连结在一起。

  贤明的国君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和国家的财政才能富裕;政策的推动也才能顺利而没有阻碍。在过去的封建时代,有没有仁慈之心,已经是君主统帅百姓,促进民生繁荣和国家安定的重要依据。如今是个民主时代,领导者更应该处处为众人着想,否则,一旦失去权威,想统驭别人,便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天地万物为天下人所共有,连企业的财产也是如此。吉川英治所写的《太阁记新书》中,有一则关于左马之助光春的故事:光春在坂本城被丰臣秀吉所包围,到了最后危急的关头,为了不忍珍藏在城中的古董宝物遭受破坏,就派人把古董宝物载运到城外,交给来攻的军队说:“我想,这一批珍贵的古董宝物是全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我个人的私产。人的性命是短暂的,但这批宝物的价值却是不朽的;我预料到未来几天的决战,我方可能会战死到最后一兵一卒,为了不忍心将来城破之后,这批宝物也遭到无辜的破坏,现在把保管权转交给你们。如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决战,而不必担心将来的子孙会为了这次决战所造成的损失而惋惜。”

  光春的这种作为,让丰臣秀吉非常敬佩。事实上,这种大度的节操,已经接近圣贤的境界了。有一个另外的例子:武将松永弹藏有国宝平蜘蛛茶壶,结果在志贵山城被消灭的当天,为了不愿意让别人再拥有它,就狠心地把平蜘蛛茶壶摔破了。这两种作风有天壤之别,毋宁说,松永弹的做法较象人性的反应,可是光有人性还是不足以担任领导者,领导者在坚持某种观点或信念时,应该有更近圣贤的反应才可以。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财物都有自己的物主。不管是土地、汽车、房屋,乃至于一条手帕、一张棉纸,都有特定的主人,而法律更在形式上加以承认、保护。可是那些东西虽然都有形式上的主人,但从实质意义看,却是天下所共有的。一块土地,可能属于某人,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透过购买等手段,而拥有它。绝不是说,它现在是甲的东西,将来也永远是甲的。譬如说,企业有一定的资本,占有特定的土地、设备以及其它资产,虽然是企业的所有物,但又何尝不能看成社会的共有物呢?企业以外的个人或团体组织,对所拥有的东西,可以这么看待。领导者如果能活用这个道理,将会带给社会许多利益;如果把物当成私有,显然也会形成争相掠夺的恶劣现象。再进一层说,物既然是天下人的物,那么企业领导者的言和行,也算是天下的公事,公事有公事的做法,基于大家的利益来考虑,是标准的做法。这就好象古代中国,尧把帝王的宝座禅让给舜。孟子就认为:不是尧把私有的帝位让给舜,而是尧请舜替他处理天下大事。孟子的这种观点,就是给领导者清楚的提醒。

  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下一道命令给作怪的狐狸,又有何不可?

  丰臣秀吉得到天下以后,秀吉的养女——宇善多秀家的夫人生病了,而那种病,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里,认为是狐仙作崇所引起的。于是,秀吉非常生气,以政府的名义,向狐狸下了一纸公文,内容是说:“上天安排万物各有生活的法则,狐狸和人类绝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狐狸绝不允许看上任何人,附身作崇而使人类生活发生不幸。附在多秀家夫人身上的狐仙,应该识相地立刻远离,否则我将下令军队和猎人一起出动,把全部的狐狸一网打尽。”

  为政者对巫师庙祝等人发布公文,在当时是常见的事,可是直接对狐狸发布公文,在日本则是秀吉首开先例。中国唐朝时候有位大思想家韩愈,被派去潮州当刺史,传说当地有鳄鱼神作怪,韩愈也曾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借着皇帝的威严,下令鳄鱼远离潮州,安定百姓的生活。秀吉发公文给狐狸的事,或许是从韩愈的祭鳄鱼文得来灵感,可是这种行为,到底不太合乎情理,近乎于神话的传说。

  韩愈和秀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先贤,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作法不太合乎正道吗?

  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权占很重要的地位,人们的思想认定万事万物都是因上天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中人类为“万物之灵”,所以上天替人类创设政府,安排国君、圣人,来治理人民,并且教化人民,所以政府的存在和官员的地位也都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韩愈身为潮州刺史、秀吉身为幕府将军,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在行事。他们身负安抚天下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一旦有事,在本身必须负责的前提下,代替上天责备作崇的妖怪,又有什么不可呢?他们的作法可能有许多人不能苟同,但无论如何,他们把人类视为最完美、至高无上,可以代替上天君临万物的人生观,境界也确实很高尚。

  如果说人类想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来提高生活水准,其前提在于人类能了解自己、看重自己。换句话说,必须了解人负了什么使命?应该如何做人?以及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而正确的答案,都将会使人和社会陷入痛苦的境地。

  所以领导者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产生宏伟的社会观、世界观,再根据这些观念,树立起领导观念。譬如韩愈祭鳄鱼或秀吉行文给狐狸,可能他们的观念都自大得近乎夸张,但问题是他们出自内心的责任感,所以才激起对人类社会无比的责任感,其本身有正面的意义存在。

  领导者的字典里,没有“困难”,更找不到“不可能”的字眼。

  拿破伦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初听起来这是句狂语。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无可奈何和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虽然拿破伦说了这句狂语,但在他远征苏俄,以及滑铁卢战役时,都遭到失败,结果被流放到孤岛上终身囚禁,最后在悲惨中死去。所以感觉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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