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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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文中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拿起桌上的报纸，一声不吭，埋头看报。　
　　　　松桥大尉坐了大概有几分钟，这才起身道别。出门后，他又转过身来，几乎是附在裴文中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裴先生，你没说实话！”　
　　　　第二天，松桥大尉又向裴文中打来电话，约他晚上到他住的宿舍里“谈一谈”。　
　　　　当晚，裴文中按时来到松桥大尉的宿舍。松桥很客气，让坐，倒茶，一切都是熟练的中国式礼节。而且，大尉虽是日本人，却能说一口比较清楚的中国话。两人“谈”了一会有关协和医学院的一些情况，似乎便再也没有多的话可说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有关“北京人”的事情，日本大尉只字未提，裴文中也就佯装不知。　
　　　　局面有些尴尬。松桥大尉马上站起身来，提议说：“裴文中先生，我请您到咖啡馆去坐坐如何？”　
　　　　“请便。”裴文中依然不卑不亢。　
　　　　两人很快来到一家咖啡馆。松桥大尉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先请裴文中落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此刻，已近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显得很是安静，在场的除了几个中国人外，几乎全是日本人。　
　　　　松桥大尉端起咖啡，并没急于送进嘴里，而是先看了裴文中一眼，然后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裴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裴文中欠了欠身子，伸手端起了桌上的咖啡。　
　　　　“您能不能告诉我，‘北京人’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裴文中喝下一口咖啡，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怎么，你们没去？”　
　　　　松桥大尉的情绪有点激动了：“裴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们的人已经去过解剖系了，那保险柜里的‘北京人’化石是假的，而且还知道是美国人弄走了真正的‘北京人’标本。这骗不了我们。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的办公室离那儿很远，确实不知道。”裴文中说。　
　　　　松桥大尉急忙安慰道：“裴先生，说吧，不要紧的。协和医学院被我们接管后，我们仍然会对你格外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不过———”大尉端起咖啡杯，继续说道，“我可要实话告诉你，这事如果军部不再有人追问，你还可以照常工作，我们只负责把协和医学院改为一所日本伤兵医院就完事了。至于其他事情嘛，也就顾不上了。但是，若是军部再要追问起来，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知道吗？”　
　　　　“知道。”　
　　　　“那就请赶快告诉我实情吧，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　
　　　　“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松桥大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然后突然改用日语说了声“再见”，便疾步离开了咖啡馆。　
　　　　咖啡馆依然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几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审讯，然后便对他厉声吼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　
　　　　裴文中这才明白了一切，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受人旨意，来没收他的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是不能离开北平的，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很困难的。但没有办法，他只好掏出了居住证。　
宪兵们几乎是一把从裴文中手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只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平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于是裴文中想，“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追问下去了吧？　
　　　　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４１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只好发资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　
　　　　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　
　　　　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２０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　
　　　　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　
　　　　据裴文中回忆，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此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又在北平活动了一个多月，并到周口店去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对“北京人”下落一事，不知什么原因，也没再问过裴文中。而裴文中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呢？但他一时又搞不清，那两个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可以说，从１９４１年起，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多年来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大所失望。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不得不返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后的长谷部言人当即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一事作了详细汇报。长谷部言人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文部省：　
　　　　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头骨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化石，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化石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藏匿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继续负责搜查“北京人”。　
　　　　长谷部言人呈上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顿觉事关重大，当即便将此报告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裕仁天皇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按照大卫·伯格米尼（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ｇａｍｉｎｉ）的说法，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他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未竟事业，要将白人赶出亚洲”；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文化生物家”，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大臣和海军司令，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不管外界对这位日本天皇作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裕仁天皇对古物———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董字画和各种文物总是贪得无厌，格外欣赏。因此，当他看完文部省送来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后，马上便作了如下批示：　
　　　　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　
　　　　日本文部省迅速将天皇指令交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了天皇的指令。　
　　　　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周口店继续“从事”古人类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将由日本“北支总部”的一名著名侦探来接替完成。　
　　　　日本“北支总部”的这位著名侦探，叫锭者。　
　　　　锭者是个小个子，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而且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射着一股阴冷的杀气。据不少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　
　因此，在日本同行的圈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　
　　　　１９４２年底或１９４３年初的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