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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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
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
１９３１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
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１１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１２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
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２个多小时。
笔者：２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即１９３７年的６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