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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寻找北京人-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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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Akabora。”胡老说,“他大约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B楼呆了6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Akabora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6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1941年4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57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 
    “胡老,您手中的那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20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那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见胡老兴致不错,便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真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诺。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取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里面装的大概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这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胡老接着告诉我们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 
 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1971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见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过“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的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略略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将脸匍匐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1982年12月13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们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猿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给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1938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我们期盼了10年之久的所谓“秘密图”,缓缓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普通的草图:一张16开的纸上,画了10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图纸依然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到:“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平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写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 
    “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10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2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您们看——— 
    我们随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 
    胡老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给我们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我们基本明白了这张图的大致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北京人”的去向示意图。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原文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考核,此人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息式白;第三德日进;第四裴文中;第五蓝玉田(看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何博礼(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博文;第八胡顿;第九×××(外国医学博士,名字个别字迹不清。);第十马文昭;第十一松桥(日本医学博士,接管协和医学院的负责人)。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怀疑对象: 
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去处的路线图。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其后“北京人”可能有6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先某仓库再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原始的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但我们看完这张草图后,脑子里当即迸出两个疑点:一是58年来所有涉足“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可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有过什么美国公使馆,这是为什么?二是这张秘密草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能将中文和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优秀,可能吗? 
    我们先向胡老请教第一个问题,胡老说:“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1947年,我出差来北平,听裴文中和其他教授说,博文若遇到人,只要一提到新生代或‘北京人’的事,他就心有余悸,像犯神经质似的一惊。” 
    当我们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们很是吃惊。“您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 
    胡老说:“没有根据。我只是感到这字不像日本人写的,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很帅!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的手笔。”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十分了得,却是众人皆知的。 
    看来,若不认真研究一番这张草图是不行了。于是我们试着问了一句:“胡老,我们给这张图拍张照,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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