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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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他们没有国家，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它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于把握住这一事实。伯纳德．拉查尔写道：“拒斥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这对于他们犹嫌不够；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凭自己意欲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
　　　　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佐拉的顾问拉博里在赫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疑点的争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他们认为，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德雷富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也就是服罪了。犹太人未能看清，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克列孟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如果不同时考虑到，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作斗争，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反犹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但是克列孟梭从为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那怯弱畏缩的人（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钦服强者，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

　　　　㈥赦免及其意义

　　　　“德雷富斯”这出戏剧直到它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克列孟梭的每日评论、佐拉的怜悯、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向有利于德雷富斯的方面转化，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同是这一个国会，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了对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沃尔德克…罗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内阁掌权利，卢贝特（Loubet）总统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销了整个案子。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业部长。
　　　　国会变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这就是结局。当然，对于克列孟梭来说，这是一场失败。在苦涩地收场时，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暧昧的特赦。佐拉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句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将高尚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是饶勒斯。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这不是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最终露出了真相。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富斯派。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对六十票否决了，甚至连克列孟梭自己当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它不敢将重审托付给一个普通法庭。通过上诉法院而（不合法律手续的）宣判无罪，这是一种折衷之计。然而，克列孟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教会和军队的胜利。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禁止教区学校，结束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同样，将情报部门划归国防部，亦即归属非军方当局，这就剥夺了军队对内阁和议院的威慑性影响力，也剥夺了它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权力的借口。
　　　　1909年，德鲁芒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他的反犹主义立场曾经受到天主教会的赞扬，也受到民众的肯定。但是，此时这位“自傅斯台尔（Fustel）以来最大的历史学家”（拉美特利＇Jules　Lemaitre＇语）不得已而听从马塞尔．普烈佛斯特（Marcel　　Prévost）（色情小汉《半处女》＇Demi…Vierges＇的作者），这位新的“不朽者”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杜拉克（Du　Lac）的祝贺。甚至连耶稣会也停息了它同第三共和国的争吵。德雷富斯案件的结束标志着教会反犹主义的收场。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折衷方法，不经过正常审理而使被告洗刷罪名，同时限制了天主教组织的活动。伯纳德．拉查尔要求使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而国家允许犹太人享有各种例外权利，却威胁着天主教良知的自由。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结果使犹太人问题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张都因此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
　　　　使十九世纪的各种潜在力量载入史册的唯一事件就此结束了。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地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