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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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和憎恶成份的意识形态。
既然犹太人问题从它的社会角度转变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触媒，直到最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围绕着可能屠杀犹太人的问题，才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结聚，所以我们有必要勾勒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解放犹太人这一段社会历史的某些主要踪迹。
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
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无知，使他们能适应其特殊角色、扎根于国家的商业圈、对人民有偏见和对权威趋炎附势，能对反犹主义的政治危险视而不见，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歧视则过于敏感。当政治争端和纯粹反感同时发生时，很难看清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然而，问题在于它们恰恰产生于解放犹太人中的对立面向；由于犹太人是一个隔绝的群体而产生政治上的反犹主义，而社会歧视则产生于犹太人与其它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
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愈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愈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每当平等本身变成一种世俗的事实，没有一种衡量或解释的尺度，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能被承认为一种简单的政治组织操作原则，在这之中，在其它方面不享平等的人可以有平等权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中，平等会被错误理解为每一个个人的天性，如果他同别人一样，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同别人偶然不一样，他就是“不正常的”。平等从政治概念到社会概念的这种逆转，在社会几乎不给特殊群体和个人留出空间时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别触目。
现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的特殊危险，在于人在首次在没有区别的环境与条件的保护下而与人竞争。正是这种新的平等观念使现代化种族关系变得十分艰难，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一种天然差异，而又不可能用可以想象的条件变化来使这种差异略为消弱。这是因为，平等要求我承认每一个个人都和我一样平等，出于各自的理由，团体之间不愿意承认对方有这种基本的平等，所以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才采取了如此可怕的残酷形式。
因此，犹太人的条件越平等，他们之间的差异越令人吃惊。这种新的意识导致社会嫌恶犹太人，但同时又被他们的奇特之处所吸引：这种双重反应决定了西方犹太民族的社会历史。然而，歧视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会产生结果。它们既不会产生反犹政治运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保护犹太人不受敌人侵害。但是，它们毒化了社会环境，颠倒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关系，并对犹太人的行为造成了特定的影响。犹太人风格是由特别的歧视和特别的受惠这两者构成的。
社会对犹太人的反感，加上各种形式的歧视，在欧洲诸国并不造成很大的政治伤害，因为真正的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从未达到过。从一切表象上，新阶级发展成一个团体，其成员是生而从属这团体的。无疑只有在这种框架内，社会才能迫使犹太人自己建立一个特殊集团。
如果是在美国，天经地义的平等条件会使情形完全相反；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坚信他凭能力和幸运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者，也会使情形大不相同。在这种社会里，歧视成了唯一的区别手段，一种普遍法则，各种群体据此发现自身被排挤在民权、政治、经济的平等范围之外。当歧视不光涉及犹太人问题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晶点，这种政治运动想用暴力、暴民统治（mob rule）和纯粹粗俗的种族观念来解决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天然困难和冲突。美利坚共和国的居民结构和历史是世界上最不均等的，它敢于在此基础上实行平等，这是它最有希望而又最危险的吊诡之一。在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非常危险的爆发点。然而在欧洲，它对于政治上反犹主义的兴起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㈠在贱民与新贵之间
民族国家从社会和政治两方面所依托在社会和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引起了一条奇特的规律，决定犹太人被接纳进社会这一问题。在犹太人真正生活在欧洲各民族中间——并非相邻而居——的一百五十年间。他们一向必须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荣耀而付出政治苦难的代价，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遭受社会的侵扰。同化，其意义即被非犹太社会接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显地区别于犹太群众，即使他们仍受同样政治条件的限制和羞辱，或在完成解放和造成社会隔离之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已受到反犹运动的挑战。社会在面对犹太人应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平等时，表现出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打算承认他们的社会平等权利，只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例外人物。那些犹太人听到这种奇怪的恭维，说他们是例外，是特殊犹太人，他们心里十分明白，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意即他们是犹太人，但假定上不像犹太人——向他们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如果他们希望得到这种相互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尝试“成为一个犹太人。但又不做犹求人”
事实上，表面上的吊诡有一种坚实的事实基础。非犹太社会所要求的是新进入者必须“受过教育”，而且尽管他的行为不像一个“普通犹太人”，但是，他毕竟是个犹太人，他必须同“普通”犹太人两样，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一切关于解放的鼓吹同时又主张同化，亦即根据社会要求来作出调整，并被社会接受，这种情况或者是解放犹太人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换言之，每当那些人以实际行动尝试改善犹太人的条件时，都试图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思考犹太人间题，并且立即只从社会方面来考虑问题。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不幸的事实之一是，只有它的敌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才理解犹太人间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解放的卫护者倾向于将解放犹太人当作“教育”问题提出，这个观念原先既用于犹太人，也用于非犹太人。两者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地包括受过特殊教育的、宽容的、有文化的人。当然，特别宽宏大量的、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非犹太人才会烦扰例外地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当然，受过教育的人们要求废除偏见，这根快地变成了一椿一厢情愿的事情，直到最后，只有犹太人被促使教育自己。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犹太人被劝告接受足够的教育，以使行为表现为不同于普通犹太人，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作为外人的请求（foreign，exotic appeal），他们才被接受。这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根源是新人文主义，它公开要求“人类的新人种”（new specimens of humanit）（赫尔德＇J．G．Herder＇语），与他们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和各种人建立可能的亲密交往的范例。对于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hn）时代经过启蒙运动的柏林来说，犹太人可以作为“一切人都是人类”的活证据。对于这一代人，与门德尔森或马库斯。赫尔兹（Markus Herz）的友谊是人的尊严的不断更新显示。由于犹太人是一个受蔑视、受压迫的民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更纯粹、更有典范意义的人类范型。正是赫尔德这位公开替犹太人说话的朋友第一次使用了后来被误用和误引的说法：“被驱逐到我们地区来的亚洲陌生人”。他和一些人文主义者都欢迎这些“人类的新人种”，十八世纪“寻逼大地”为的是寻找他们，却就在老邻居中找到了。他们热切地强调人类的团结，想指出犹太人的祖先比实际上更属异种、外方人，以使显示人道作为普遍原则可以更有效。
十八世纪末的几十年里，法国的犹太人早巳得到解放，而德国的犹太人对此还几乎不抱希望，普鲁士受过启蒙的知识分子使“全世界犹太人注视着柏林的犹大社群”。（而不是巴黎的犹太人！）这大多归因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智者拿坦》（Nathan the Wise）一书的成功。或者说是对它的误释，它认为，“人类的新人种”因其成为人类之典范，所以应是一些更集中的个人。米哈波（Honoré Q．R。de Mirabeau）受此思想的强烈影响，常引用门德尔森作为例子。赫尔德希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应该更加不受偏见左右，因为“犹太人不受某些政治判断的影响，而我们却很难或者不可能抛弃这种政治判断。”他反对当时允许“向新的商业利益让步”的习惯，建议以教育作为将犹太人从犹太教、从“不合时代、不合宪法的陈旧自傲的民族偏见、习惯等等”解放出来的真正道路，以使犹太人变“纯粹人性化”，服务于“科学和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几乎与此同时，歌德在关于一本诗集的评论中写道，作者——一个波兰犹太人——“至多只达到一个基督教的纯文学学生的水平”，并且埋怨说，凡是他期待看到一些真正的新东西的地方，本应该有一种超过肤浅的陈词滥调的力量，却只发现普通的庸才。
人们不难估计这种对新近西方化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寄予过分良善愿望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它对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的冲击。他们不仅面对道德堕落的要求，要他们成为自己民族中的例外，承认“他们与别人之间的明显差别”，并请求政府将这种“分离……也合法化”；他们甚至被期望成为例外的人种。而既然这一切（不是海涅所说的转变）构成进入欧洲社会文化的真正“入场券”，那么这些犹太人和以后几代犹太人除了竭力尝试讨好任何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进入社会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同化还不是必须追随的传统，而只是少数有特殊天赋的个人的事情时，确实进行得很顺利。法国最先承认犹太人的公民资格，成为犹太人政治上的光荣之地，这时的普鲁士正在走向一个辉煌的社会。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柏林是门德尔森结交当时许多名人的地方，柏林只是一个开端。他和非犹太社会的关系大多只是欧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的那种关系。其中包含的新成份却令人惊奇，亦即门德尔森的朋友们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非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目的。他自己明确地否认一切此类不可告人的动机，再三表明他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完全感到满意，似乎他预见到自己例外的社会地位和自由与某种事实有关，亦即他仍然属于“（普鲁士国王）领土上最低层的居民”。
这种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漠然，使门德尔森与同时代有识和开明人士之间的纯洁关系得以保持；这种漠然后来也被带进了犹太妇女沙龙，她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柏林有始以来最出色的社会团体。直到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在德国广大地区引进了拿破仑立法，使解放犹太人的问题提上公开讨论的议程，才使这种漠然变为彻底的害怕。“解放”即解放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同时也包括“落后的”犹太人，他们的平等会消除那明确的分界线，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立基于这种区分之上。当解放法令最终通过时，大多数同化了的犹太人转入基督教，他们明显地发现解放之前作为犹太人情况尚可容忍和无甚危险，解放之后情形就不同了。
上述沙龙中最有代表性、而且是她们在德国组织的真正混合型的团体是拉合尔．伐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沙龙。她富有创造性的、健康的、非传统的智能。她既有对人的兴趣，又有真正激情的天性，这使她成为这批犹太妇女中最优秀、最有意思的人物。拉合尔“顶楼”（Garret）上不铺张但很著名的晚会聚集了“开明的”贵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演员——亦即一切像犹太人一样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因此拉合尔沙龙根据其本意，建立在社会的边缘，而且不带陈规陋习和歧视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与社会同化紧随着歌德在他的《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中关于改育的箴言，这部小说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教育的典范。在小说中，年轻的市民受到贵族和演员的教育，以便他学会如何显示和表现他的个性，于是从地位很低的市民之子上升到贵族阶层。对于中产阶级和犹太人——亦即事实上处于贵族上流社会之外的人——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格”（personality）和表现人格的能力。如道如何扮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