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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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做一个凡人’（抛弃一切矫揉造作），粉碎你子女们心目中把你当作理想形象的幻觉。
“至于财产，你应尽快立一份遗嘱，决定分给那姑娘和自己儿女的份额。
“最后，你不要忘记自己已是髦童之人，我从你的笔迹可以看出，你已经变得孩子气了。你的想法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感情用事。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是想让她来代替母亲。婴儿没有母亲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劝你选择第二条道路。”
这封信讲了许多关于思的道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感受重思的作法，那他要想改变这种作法，就必须牺牲自己。他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不管他为儿女施恩作出多大牺牲，日后，他也不应以此居功，利用它来“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如果那样想，那就错了。孩子们对此感到不满就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初衷，他们“被出卖”了。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为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他们长大成人，就应该特别照顾父亲——做父亲的人如果这样想，那就太荒谬了。孩子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思，而“自然地反对你”。
对于这种事情，美国人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以为，为失去母亲的儿女而牺牲自己的父亲，在晚年应当受到孩子们的感激，而不会认为孩子们反对他是“很自然的”。为了象日本人那样看待这件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钱财上的往来，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也有可比的类似态度。如果父亲正式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时偿还本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那位父亲说：“孩子们反对你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烟卷后，不是直接了当地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讲到某人向某人施恩时会感到讨厌。至少我们可以对“哥儿”把一杯冰水之思看得如此重大而会有所理解。但是，我们美国人是不会在这类事件上用金钱标准来衡量的，诸如，冷饮店里的一次偶然请客；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哈齐”的忠诚之类。而日本人却这样做。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思者，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思。”（此谚语很难复原为日文，也许是指“情けは人の为ならず”之类。）菊与刀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在我们的伦理学中，这两个范畴却混在一起，形成中性词汇，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与duty（义务、任务）之类。日本人对此感到奇怪，感到不可理解，犹如我们对某些部落在有关金钱交往的语言中不区别“借方”与“贷方”感到奇怪一样。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美国人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把这种德行与金钱交易作比较，并且要看到其幕后对不偿还的制裁。犹如我们在财务交往中都要求履行合同，谁要是巧取豪夺，我们决不宽容。你对银行有债务，就必须偿还，不能还不还随便。债务人不仅要还本，还必须付息。这些，与我们对爱国、爱家庭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对我们来讲，爱是一种感情，不受任何约束而自由给予，这才是最高尚的。爱国心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其它一切；在这种含义上，除非美国受到敌国的武装侵略，爱国心同幻想或凡人皆有缺点的人性是不相容的。我们美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基本观念——一个人呱呱坠地，就自然地背上了巨大的债务。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援助贫困的双亲，不能殴打妻子，必须抚养子女。但是，这些既不能象金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象做生意成功那样获得回报。但在日本，这些却被看作象美国人眼中那种金钱债务—样，其背后有强大的约束力，就象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这些观念不是只在紧要关头（如宣战、父母病危等）才须加以注意，而是时刻笼罩心头的阴影，就象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华尔街的资本家卖空脱手后盯着行情上涨一样。
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义务又有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这实在是太恰当了，没有其他词能如此表达其“必修”之意。
人的一生中的偶然事件可能改变义务的某些细节，但义务则是自动加在一切人身上并超越一切偶然情况的。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义务一览表一、恩：被动发生的义务。一个人“受恩”、“接受恩惠”都是从被动立场而产生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之恩。
亲恩——受于父母之恩。
主恩——受于主人之恩。
师恩——受于师长之恩。
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对自己施思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二、“恩”的相应义务：
一个人必须“偿还”这些债务，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从主动偿还的立场而产生的。A、义务 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忠——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义务。
孝——对双亲及祖先（台对子孙）的义务。
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B、情义 应当如数偿还的思情债，在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一）对社会的信义
对主君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 自某人处得到“恩” ，比如接受金钱，接受好意，工作上的帮助（如劳动互助）等。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不是指从些人身上得到什么“恩”，而是由于出自共同祖先。（二）对自己的名声的情面 相当于德语的“名誉”（die Ehre）
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义务，亦即报复或复仇的义务。（注：这种反击、报复不被看作侵犯）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
遵守日本人礼节的义务，亦即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身份、在不如意时克制感情等。
上述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人就使这些道德成为绝对性的东西，从而就与中国那种对国家的义务和孝道概念产生差别。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被读成“jin”（仍用中文的汉字）。“行仁”或“行仁义”，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须具备的道德了。由于“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伦理体系之外，致使“仁”形成具有“法律范围以外之事”的含意。比如提倡为慈善事业捐款、对犯人施以赦免等等。但它显然是份外的事，不是必需如此。
“行仁义”，还有另外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含意，即是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德川时代，那些以杀人越货为生的恶棍（武土佩双刀，十分威武，而无赖则只佩单刀），就是这样“行仁义”的。一个恶棍如果向另一个不属于自己同伙的恶棍请求窝藏，后者为避免前者同伙将来寻衅报复，便把他藏了起来，这就是“行仁义”。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报界写道：“下等劳工至今仍在行什么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对此严加取缔，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毫无疑义，这里所指的就是那种流氓、黑帮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尤其是现代日本的那些小规模的工头，他们象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工头padrone那样，与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工程，从中揩油。这些在日本也被称作“行仁义”。中国的 “仁”的概念，在此已被贬抑得无以复加了。（日本人在位用“知仁”一词时，与中国的用法多少相近。佛教劝人“知仁”，意即慈悲。但正如日本辞典所说：“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毋宁是指理想的人”。）日本人就是这样全部篡改并贬抑中国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的，而且没有其他足以代替“仁”来制约“义务”的德目。从而，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宽看父母的恶行或无德。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母亲经营着一家规模颇为可观的餐馆，手头亦很富裕。她的儿子是个乡村学校教师，已经成了家。有一年，农村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挽救一家人的性命，想把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向村人筹集了一笔款子替她赎身。然而，这位教师的母亲却把这笔钱从儿子那里偷走。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惩罚。他的妻子发觉了真相，写下了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在这一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却无人过问。儿子在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炼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后坚强地经受同类考验。这位儿子是个品德卓绝的英雄。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者显然是那个偷钱的母亲。然而，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常常会与其它道德发生冲突。如果电影中的主人公稍微聪明一点，也许能找到一条无损于自尊心的调和办法。但是，他如果为此而谴责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他的自尊心是不可能不受损害的。
青年人结完婚就背上了沉重的孝道义务，小说或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除了少数“摩登”人物之外，一般良家子弟的婚姻对象都要由父母通过媒人来选择。关心挑选一个好媳妇的，不是儿子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其原因不仅是涉及金钱，主要是因为那媳妇将载入家谱，生出男孩，传宗接代。一般惯例是媒人安排一次仿佛偶然的机会，让年轻的男女主角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见面。但并不交谈。有时父母会为儿子安排一桩有利益的婚姻，女方父母可得钱财；男方则可与名门望族联姻。也有男方父母看中姑娘人品的。善良的儿子必须报答父母之思，不能违抗父母之命，结婚以后，报恩义务仍然继续。如果他是长子，则要继承家业，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所周知，婆婆总是不喜欢媳妇的，她总要挑媳妇的毛病，纵然儿子和媳妇很和睦，极愿与媳妇生活在一起，婆婆也可以把媳妇赶回家，解除婚姻关系。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中，有许多这种故事，不仅描写妻子的苦难，也强调丈夫的痛苦。当然，丈夫是遵守孝道，顺从决定而解除婚约的。
有位“摩登”日本妇女，现住在美国。她在东京时曾收留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儿媳被迫与悲痛难抑的年轻丈夫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