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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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了一步，国民党第52军一万多人乘船从海上逃跑。
11月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总部乘火车到达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毙伤55000人，俘虏32万人，投诚起义9万人。解放军也付出了67000人伤亡的代价。11月12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向关内撤退，东北全境解放。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基地，共产党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战胜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1日，南京行政院宣布放弃限价的经济管制政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也以失败告终。顿时，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急速暴涨。“金圆券”引起的通货膨胀，更动摇了普通百姓的信心。国统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上海放开物价后，不但没有起到物流畅通、供应丰富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风潮。老百姓用自己的金银美钞换来的金圆券，转眼间贬值数十倍，叫人如何不痛心！情急之下，只有将手中的金圆券尽快抛出，换成实物，还能弥补一些损失。最实惠的东西莫过米面油盐，于是市民们便蜂拥而至米店。而米店饱尝前段限价之苦，存货无多。到乡下进货，农民怕上金圆券的当，都不肯把余粮出售，出多进少，又造成了米价的飞涨和抢购风。上海《大公报》11月10日的社评分析：
这几天上海抢购配给米辄起风波。升斗小民饥肠辘辘，恐慌万状，有些机关，将告断炊。更由于米市没有做开，米价暴跳，一石米从几十元喊到几百元，人心受此刺激，益发慌张。买不到米的，买不起米的，俱感苦恼，恍若大难将到来。其实像上面我们所说的一样，米荒是人为的。现在还不是有无问题，四乡存米是有的，问题在不来——不肯来及不能来。因为农民卖出存米，买不到所需的东西，物价看涨，市场窒息，上海抛不出物资，农民也就不愿保存金圆券，眼看着受贬值的损失。另方面，最坏的是现在抢米成风，秩序欠佳，以致商贾裹足，米源硬化。这样在事实上和心理上，都加甚了米荒的程度及挤米的混乱。
就在这天，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石鼓路的一家米店首先被抢，闻讯赶来的警察开枪镇压，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米店。如同连锁反应，城里多家米店都被饥饿的市民抢劫，直到深夜才告平息。据南京警察局给上级的报告说：“抢米饥民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一伙不等，见有米店，即将店门冲开，一拥而入，强行取走。抢米群中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俱全，宪警干涉亦未见效。”当日统计，被抢米共2505石，米店被抢者22家。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溃败，大量的难民从战区涌向国统区的后方，尤其是江南的沪宁地区，令国民党当局大为头痛。《观察》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从这些流动人口的身份说，除了学生、公教人员以外，大都是达官贵人，尤其是贪官污吏，以及豪门、富商、大地主和他们正式与非正式的眷属及仆从等。从经济的立场说，这些人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具体地说，解放区骤然地减少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解放区减少一大重负担；政府控制的区域骤然地增加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政府区增加一大重负担。这些人之中，只有少数人是诚心要追求所谓‘思想自由’的人，然而大多数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区里受清算（如贪官污吏、豪门、汉奸等）或不愿留在解放区勤恳工作并稍微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个社会之中，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一定愈腐化，愈瘫痪，愈接近于崩溃的边缘。”1948年初，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就有大批苏北难民南下上海。济南战役后，大量山东难民沿津浦路南下。至于东北的难民，一开始跑到北平、天津，到辽沈战役结束后，又有大批难民沿铁路和海路逃到南京、上海。一时间，江南大小城镇，到处是难民，更加剧了国统区城市的混乱。各地报纸上天天是难民的悲惨消息，天天呼吁政府救济安置。救济没有钱，不救济难民就请愿、骚乱，搞得当局焦头烂额。
这些“难民”，情况复杂。起初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来自苏北的流亡学生，在丹阳开办了“淮北联合中学”。谁知苏北沿江城镇学生知道了，以为只要渡江，政府就给安置，可以免费读书。于是上千人南渡到丹阳，其中夹杂有逃避兵役的壮丁、商店小开，他们伪造证件，都冒充学生。国民党江苏教育厅不胜其烦，严格审查，结果合格的难民学生只有274人。当局还要发一笔路费，打发这些“难民”回家。山东临沂来的学生千余人长途跋涉到芜湖，被当局安置在一个农场里。只发了200套棉衣，结果多数学生只能裹着棉被上课。救济的饭费是每天70万法币，连稀饭都喝不上。
上海是难民聚集最多的地方。1948年初，流入上海的难民已达数万人。他们在窝棚里度日，时有冻饿倒毙者。当时社会各界曾发起“劝募寒衣”活动，各校大学生都积极参与。但难民有增无减，情况日益严峻。社会局想了个办法，把难民迁移到江西去垦荒。《大公报》10月4日报道：“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决定组织难民垦殖大队，到江西去垦荒。江西可垦的土地，计有78万亩，每人可垦10亩，共需78000人。本预备移难民5000户，共2万人。现因经费的关系，改为3500人。自16岁到45岁没有显著病象的，又不愿去垦荒的难民，限期返回原籍”
移民江西的计划果然实行了。在战乱的年代还能组织移民垦荒，听起来怪不错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载：“国立大梁临中学生已有2700多人到了铅山，并已开始上课。这批学生因不服水土，加以营养不足，害疟疾、痢疾的人已有500多，这几天已有很多死了。”
而《观察》披露的真相则令人震惊。它刊登一封江西铅山县的读者来信说：
铅山是赣西南隅的一个三等县，县域虽小，风景却幽美，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相处。自从××中学学生奉命来铅后，凭空给百姓带来了滔天大祸。他们光临后，老百姓的橘子、甘蔗、蔬菜、花生、鸡子都被他们抢光、吃光、杀光。不但不给钱，还要时常打骂老百姓。城内的铺子，不知给他们捣毁多少家了。弄得本地百姓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县城太小，突然来了两千多人，本地粮食本来不多，物价自然上涨。而学生以为是奸商抬价，出官价硬要买到食米油盐。可怜无辜的百姓，有苦无处诉，因为种种原因，学生百姓间结下了深仇。10月17日，一颗炸弹终于爆发了。
原因是学生十余人到乡下买米和老百姓发生冲突，结果学生13人被百姓掳去，四五人重伤回来。这样可不得了！一声号起，成千的学生集合起来，团团围着县政府，声言要冲入县府解除县府武装，并定全体学生到乡下报仇。后经校长与县长百般劝解，决定县府派二十余武装弟兄，会同学生代表八十余人，到乡下去了。可是到了乡下，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当地四五个村的老百姓连财产一股脑儿搬走了，据说到深山中去了。据说城东15里以内的百姓都搬光了，未来的发展，不敢想像。
先生，按说百姓与学生是很容易和平相处的，然而为什么会闹出这样大的冲突？这个责任谁负？政府当局满以为学生离开了首都，一切事情就算完全解决了，别的都可不管，这是可能的吗？看到这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虽然已是深秋了，穿的盖的都是单衣单被，住的是潮湿的地铺。他们从小都生在北方中原，骤然来到了多雨的江南，在这深山里的秋天，早晚的天气和冬天一样。病魔围上了他们，前天病死一个，今晨又病死一个。学校当局说，他们每天都有电报到南京要被服医药，然而首都的要员们是否想到了这一点，却成问题。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这些学生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
11月1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的精锐部队47万人被歼灭，东北全境解放。这是国民党空前的大失败，引起国统区人心的震动。虽然人们还未能预料以后的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但是已经预感到大难临头。《观察》刊登了季明的《五十天军事局势的总检讨》，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心态：
局势演变至今，对于政府，显属不利。于是一部分“中间人士”和国民党的“开明分子”有“重开和谈”之说。姑无论共方是否接受“和谈”，即令接受，其所提出之条件如何，政府“容忍”之程度又如何？明眼人以为“东北易手”不能压垮政府，正如延安攻下，不能屈服共军一样。今日政府所考虑者，“苦撑待变”而已。既然苦撑待变，变的途径不外乎“对内”与“对外”两种。对内的变，两年来人民已经看够，由训政变宪政，由法币变金元，变来变去，越变越糟。甚至政府对自己的“变”也失去了信心。
兵败如山倒，引起连锁反应。上海百物腾贵，惟有一物价格下跌，就是房地产。有钱人看形势不好，纷纷卷起资产，逃往香港或国外。11月25日《大公报》报道《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跌价了》的新闻：“随着大批豪富的离开上海，最近本市房产业又冷落了，报纸上召顶和出售的广告也热闹起来，这与一二个月前争购居奇的情形刚巧成一对照。11月1日限价放开后，过去竞购房地产的游资都涌向物资，房地产生意就转呆滞。再加战局紧张，许多显要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更乏人问津，市价也日益跌落。照金条计算，比限价以前要跌掉一半。从前要20条的地产，现在只要10条就够了。”短短时期内，迁到香港的上海人就有一万多。11月29日的《大公报》说：“这一万左右来港的‘难民’，他们对一般旅店的影响并不大。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高等的难民，他们用不着去一般中下级的旅店居住。最倒霉的是一般居住在港的人民，他们眼见香港政府征用房屋后，满以为可以自己掏荷包租一层廉价屋了。哪知来了一批上海人把房屋顶手费一冲，已比上个月上涨了45％以上。新楼的房租因为没有限制，更上涨了70％多。”上海市参议会开会时，许多议员忿忿地说：“逃到香港去的高等难民，不外乎军政要员、豪门资本。平时他们高喊安定，现在自己反而扰乱人心。”还有人建议：“豪门要员眷属，不准逃往国外。家眷疏散须限于国内，以还乡为原则。现已逃难去港的，必须叫他们回来。若不回来，应查封他们在当地的财产。”＇1＇这话不过是泄愤而已，能走的都是有门路的，谁能把他们怎么样！
在这混乱动荡的时候，11月14日，南京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了！
陈布雷，名训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从事新闻业，曾在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担任记者和主笔，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看重他的才学人品，将其召至幕下。从此，陈布雷作为蒋的大笔杆子，开始了长达20年的幕府生涯。蒋的文告讲话，多出自陈的手笔。蒋对陈也非常器重，尊之为“先生”。在国民党人中，陈布雷是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方正的人。
他身居重地，从来不谋私利，更痛恨贪污腐败的行为。自己做了半辈子官，身处机要，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陈布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心为党为国的”，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情搞坏了。他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朋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