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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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夫自己说：“各省主席复电，大都很好，其中以龙云有决断，复电最快，以马鸿
逵来电最有情感。”陈果夫还给杨虎城去了一电，“反复劝导，及晓以利害，杨亦
有回电。”
宋美龄在10月22日本和蒋介石一起飞西安，但返回洛阳后，因病前往上海治疗。
所以，12月4日蒋介石再去西安，宋美龄没有同行。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宋
美龄还在治疗。她后来回忆说：“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
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宋美龄得此消息后，甚为恐慌。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
仍不得正确消息。然澜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
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各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文字之标题矣。”宋美龄、
孔祥熙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一起乘夜车返回南京，12月13日到达南京。
宋美龄一到南京，立即获得了南京政府有关应付政变措施的信息，她颇不以为
然。她认为此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
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
她指责进攻西安和通电惩办张扬的决议“太硬”。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
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
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卸之责任，余更
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宋美龄声称她对南京方面已作出决议：
“余个人实未敢苟同。”13日下午3时，南京再次开情况通报会，陈果夫会见了一些
人，听取各方意见，并与叶楚怆商定了宣传口径。因宋美龄、孔祥熙返回南京后，
在如何处理事变问题上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论。13日晚，陈果夫至孔祥熙寓与孔和
宋美龄等人商量进攻与谈和的利害问题。14日下午5时，陈果夫返回江苏省政府所在
地镇江。当天，陈果夫“因离京距西安更远，消息隔阂，京中各方面意见不一致，
晚上穷思苦想，竟不能安眠。”第二天中午，与江苏省党部成员聚餐，因江苏省党
部人有召开镇江市民大会，声讨张杨计划，陈果夫劝罢。他认为“镇定后方，不能
自造肇乱之因。集会结社足以肇乱，是以有式严令之颁布。凡处变时必须明顺逆、
正反与动乱之关系。”陈果夫又告诉他们：“事变突发时，应注意各方建议之决择，
万不可如急病时之乱投药石也。”15日下午乘车返回南京。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命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
司令，何立即就职，并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把蒋已看作死人。在就职誓词中，何
发誓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十几个师开向西安，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发生
战斗。同时，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由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
才改为轰炸西安近郊，以向张、杨示威。同一天，陈果夫以中央政治无人负责为由，
与曾养甫商议，拟请正在上海的张静江到南京主持。同时，修改了主张讨伐的意见，
“各方建议营救者，分别派出工作，或接受其意见”。但仍主张讨伐是最有效的办
法。
宋美龄反对何应钦讨伐张、杨的理由，最得力为两点：一、讨伐必然导制内战，
即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以借口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
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二、讨伐必然导致蒋介石被杀，
而蒋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
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何应钦对宋美龄的主张并不尊重，他公然声称：
“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但他也不敢承担“引起日本侵
略”和“蒋被杀”的罪名。恰在此时，日本的一则声明在舆论上帮了宋美龄的忙。
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在要求南京进攻张、杨的同时，其答应日本将给予军事援助，并授意内蒙伪军李守
信通电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日本此举，无疑于昭告世人南京进攻西安
对日本有利，这等于是证实宋美龄关于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借口以
大规模之侵略”的看法。而日本政府指使李守信通电支持南京讨伐张杨，更使何应
钦难堪，这简直是把何应钦看作等同于李守信的汉奸。性急的日本外相本想趁机置
蒋介石于死地，却由于手法拙劣而起了正好相反的作用，这使宋美龄在和何应钦的
争论中逐渐取得了主动。她继续采取措施，一方面竭力采取行动阻止讨伐扩大化；
另一方面给去西安调解的端纳打电话，要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命令。
蒋介石于是下令停战3天。但何应钦以该命令是蒋介石在被胁迫下作出的为由，拒绝
执行。1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会再次举行，孔祥熙报告了蒋鼎文已被释放一事和
其它有关消息。张静江由上海到达南京。陈果夫断言，张学良发动政变不是共产党
主使，而是张学良已接受共产党的思想。
12月17日，蒋鼎文携蒋介石亲笔手令从西安到洛阳，18日抵南京，要求南京停
止对西安的攻击宣传，命令停战。蒋鼎文向南京政府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并通告
了邵元冲死难的消息。19日，蒋鼎文将从西安捎回的蒋介石日记一本交给陈果夫。
陈果夫致电山西赵戴文，又请张静江致电阎锡山，要求二人居中周旋，请张学良放
蒋介石。20日，赵戴文复电陈果夫，说他已向张学良说项，但张回话含糊其词，所
以未奉阎锡山命亲去西安。同一天，宋子文和端纳直飞西安，会见蒋介石和周恩来。
当天晚上，阎锡山致电南京，说张学良已缩小要求目标，不造内战，但求抗日。同
一天，和张学良关系密切、对张颇有影响力的杜重远应陈果夫之召到南京，陈果夫
问他对事变的看法，杜重远说：“张意无非：①求出路；②好奇、立异、喜新；③
冲动。所谓放人及抗日主张无非掩饰之辞。此事不可为，此人亦不足有为，已去电
责之矣。”陈果夫认为杜重远是人民阵线人物，所以向他介绍了蒋介石处理对日问
题的想法：①如果打，就一定要打败日本；②不能糊里糊涂葬送国家；③国策不能
任意改变，比如对付日本，不先巩固北平、天津，却先去收复察哈尔、绥远的失地，
必然导致混乱。
12月ZI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诉陈果夫说，张学良在找台阶下
台，要价已经报出来了，以后要看我们的还价了。由于宋子文可以和蒋介石直接谈
话，陈果夫大为不满，他抱怨说：“留学生问题极为重要。凡变乱之起，常有不明
国情而言之成理之新归国留学生在内，故今后派遣留学生，不能不重订办法。”第
二天，宋子文与宋美龄、蒋鼎文、戴笠三人飞往西安，具体和张学良谈判放蒋事宜，
23日谈判成功，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当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协商放蒋时，1936年12
月23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再一次召开，决定以林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主席，补选居正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召开中央政
治会议，以林森为主席。24日上午，蒋鼎文、戴笠返回洛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
各大员认为解决西安事变已成功在望。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
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一时全城欢欣若狂，爆竹声深夜未止。人人欢跃，面有喜色”。
26日中午12时，蒋介石在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中走下飞机，“腿两部行动时，似不自
如，幸精神尚健旺”。“明故宫机场人山人海，热烈欢迎。下午5时委座召集训话，
叙事变经过，与本人态度始终表示不屈之精神，听者无不感动，至于泪下。”有趣
的是，当洛阳、南京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蒋介石安全归来的同时，西安也举行了盛
大庆祝会。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
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
杨的主张了。”
经过“西安事变”十几天的折腾，陈果夫感慨颇多：一是他认为人民的觉悟已
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各地军政长官之觉悟程度相差甚远；二是青年运动最难处理，
有主张搞的，有主张禁止的；陈果夫自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搞青年运动，会有好
处，但具体办，怎样适度，很难掌握；三是不要轻易负责任，在事变期间，有许多
人对陈说：“你的责任重大”，“此事你要做点主”，“你要负起责任，然后才有
办法”之类的话。陈果夫认为，对说这些话的人要留心，因为乱子很多就是这些人
引起来的。
12月27日早9时，陈果夫乘车返镇江，“到时镇江民众正从体育场出发，秩序井
然，甚为欣慰。有许多小孩，闻委座出险，莫不发狂打跳，大人则跳跃一如儿童”。
28日晚，陈回到南京。29日上午，南京召开会议，取消所有的讨伐案和讨伐会。蒋
介石以西安事变虽为张学良所发动，但他本人为全国最高统帅，应负失察之责为由，
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职。国民党中常会立即通过一个挽留决议，并由国民党全体
中常委前往蒋的寓所，当面挽留。蒋介石坚决请求辞职，最后中常会准给蒋一个月
的假，回老家休息。12月31日陈果夫也返回了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至此，惊动
一时的西安事变结束。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
决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二陈的态度与何应钦是一致的。
然而，何应钦坚决主张讨伐却另有隐衷，他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以自己
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何应钦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叶楚伦、陈果夫、陈立夫等
人支持下，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变竟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
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后，张、杨释放了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刚开始，蒋介石还表扬了二陈，认为他们在西安
事变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是正确的。但不久，二陈就因在事变中支持何应钦而遭蒋
介石的指责了。
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等以宋美龄的名义，合伙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
大大地讽刺了何应钦、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武力讨伐派。
但二陈毕竟是蒋的亲信，虽然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蒋介石还是让他们为自
己做事。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仍由陈立夫主持。
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并坐下来与共产党谈判，但蒋介石却不
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
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
的错误了。
1937年5月，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陈立夫即指示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
康泽：
“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
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
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要求他们
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问题，就是要他们开
名单，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
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的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蒋介石限定的范围。
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为了抗战，二
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张冲在南京谈判。谈判
期间，陈立夫虽没有公开露面，但每一次谈判前，陈立夫都要召见康泽、张冲两人，
指示意见；每一次谈判后，也要康泽、张冲汇报情况。在陈立夫的指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