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2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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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但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末日已到；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这些毫无意味的话本来可能送掉他的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这时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他们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结果既不能保住政权，也不能将拿破仑置之于死地。
机遇，成千上万个机遇，赐给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协助他确立这个权力。机遇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机遇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机遇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遇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且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杀害公爵。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力地使群众信服他有权有势。机遇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这个意图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马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遇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仅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除外），尽管原先对他的罪行怀有恐惧和厌恶，现在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自封的称号，承认了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地增强和壮大，好像是在估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以便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联队同中欧各国的人丁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军事领袖制造舆论、进行辩护的势力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运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价。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都立刻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要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准备让他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的矛头指向东方，并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偶然和天才消失了，出现了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底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以及焚烧莫斯科之火。同时，天才也不见了，代之以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逃跑了，不停地往回跑，一逃再逃，如今一切机会和偶然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了。
自东向西的一次逆向的军事行动现在发动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五年、一八○七年、直到一八○九年也有自东向西的同样行动的尝试，也同样组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也有中欧各国的参与，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行动的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惜。但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偶然机会又出现了。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奸诈，受到无情的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让他管辖小岛，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4
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的波涛在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儿，并且以为是他们平息了军事活动。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各国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风浪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旧来自运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手段，没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遇，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自己演出的悲喜剧，在已经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看作是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使你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这些行动的威力搞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都无法了解这一点。
至于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逆向军事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有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挡住别人、领导这自东向西的军事活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各项事务的关心，不是为微利所蒙蔽的关心，而是长远的关心；他需要在精神上超越于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私仇。所有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本人经历的无数偶然机会所造成的：譬如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的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就能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他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求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求福利，而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拟订出儿戏般的虚假计划，扬言如他掌握政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到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这种权力，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的权力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让我经常想到上帝和自己灵魂的纯洁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整的球形体，同时又是非常庞大的以致于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宇宙整体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他就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繁衍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考察植物的迁移，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个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难以解释清楚，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5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别祖霍夫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就像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垂下他那老年人的头，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好像正在期待和乞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有时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预订午宴和晚宴的酒席，显然是想装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感染人，反而使熟悉他和喜爱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下来，同时抱怨，说他感到寂寞、烦闷。几天后，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开始春秋时史墨指出：“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罚故天有，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已自知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每次夫人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的主要罪过——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涂敷圣油仪式后，他平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内，挤满了亲朋好友，向死者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悔恨和内疚的心情，仿佛向谁作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伯爵此时死去，是在他的经济情况步入山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