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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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兵向前移动时，赞许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响起。但是，最能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就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了几分钟，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苍白忧郁的面孔愈来愈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里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存在主义创始人。胡塞尔的学生。曾先后在马堡大学、弗赖，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作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垄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股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厌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看了看队伍。
“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垄。
呼啸声和撞击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他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集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是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可以听见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战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先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险些儿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耻呀，副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了爆炸声，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碎片四面飞射，闻得到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向一旁猛然一冲，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血从右侧腹部流出来，在草地上流了一大团血。
叫来抬担架的后备军人在军官们身后站着。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站着干吗，快过来！”
农夫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是他凄惨地呻吟起来，农夫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人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从军官们之间传出叹息声。
“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
几个农夫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夫的肩膀，叫他们停下来。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夫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夫，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裹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子军士，他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大声说话，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兵。正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顾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了欣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
37
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 a 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钻心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噢！”他像个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道。
他认出那个不幸的、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腿的人就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扶起他，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着的肿起的嘴唇老挨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痛苦地啜泣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不知怎的和我密切而沉痛地连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还没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就想道。“这个人与我的童年，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却得不到答案。突然，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从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回忆。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手臂，她那时时都处于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心灵深处对她的眷恋和柔情苏醒了，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泪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