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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袁世凯传-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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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庙所驻各队群起响应。变兵“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⑦而分路恣意剽掠中国人的财产。煤渣胡同法政学堂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持枪破门面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⑧蔡元培等急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城及前门外一带“大火彻夜不绝,枪声隆隆不断”,变兵焚掠达旦,“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⑨次日,又波及西城。北京商民损失总计“有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⑩

  3月1日,天津驻军中张怀芝所统率的巡防营、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也一哄而起,大肆烧抢。而且和北京一样,不扰租界,不伤外国人。与此同时,驻保定的第二镇一部纷纷效尤,相继变乱。天津城内仅烧毁的店铺就有三百多家,保定“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痕痍满目,瓦砾如山,啼饥号寒之声比户皆是”。

  变乱的队伍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并且以所谓“官兵素守纪律”的第三镇为主力。事变初起时,变兵“不过千余”。紒紝矠当时即有人指出:“其他驻扎北京之军队尚夥也,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紒紞矠以“有应变才能”著称的袁世凯舍此不为,反而认为,“此事愈激愈烈,不可以剿”,“传令仅准追赶,不准延战”。因此,“巡警闻风逃遁,各军队亦仅资弹压,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紒紟矠次日,袁召集陆军各头目开会,对第三镇统制曹银及肇事各营军官不言惩办,只议善后。而且,变兵只要回营,“无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紒紡矠对于敢于违抗军令的士兵,袁氏从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平时常告诫士兵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紒紣矠这次却一反常态,纵兵抢掠一昼夜,延至第二日下午才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原因何在呢?

  原来,兵变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活剧,他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北京。据唐绍仪后来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面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紒紤矠

  袁世凯不惜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夺取权力的罪恶目的,这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政治的残酷、虚伪和黑暗。

  袁世凯的兵变方策,果奏奇效。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借口“保卫”使馆,纷纷增调军队入京。3月3日,英军一千,美、法、德、日军各二百到北京。4日,各入京外兵在北京示威。5日,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自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开往天津。紒紥矠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而提出请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他就职。黎元洪断然拒绝,立即回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定都南京,现在又沉渣泛起,无理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也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紒紦矠南北两方,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之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空气中,蔡元培急忙打电报给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氏,迅速建立统一政府,并说否则“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于3月6日提请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8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紓紛矠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紓紜矠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尔典亦亲至观礼”。紓紝矠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就这样,袁世凯终于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深知革命党因人立法以防他独裁的用意,从策略上考虑,他对约法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而决心控制内阁,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他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孙中山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调解”,采取了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23日,经参院通过,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于25日到南京组阁,30日正式发表内阁人选: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由唐绍仪兼任。革命党人本来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坚决拒绝。他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任命黄兴为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并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一席的交换条件。在十个阁员中,加上刚刚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当时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袁把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重要的部都交给自己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因此,唐内阁实陆上是袁世凯集团占上风。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试图派王芝祥率领革命军一万人护送议员北上,并留驻北京支持议员行使民主权力。袁世凯识破了孙中山的意图,立刻暗中鼓动北洋军和北京商会通电反对,而公开则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唯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紓紟矠终于迫使孙中山打消了派兵北上的计划。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广大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144

  ②《英国蓝皮书》,1912年,中国第3号,页205。

  ③《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49。

  ④按清朝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袁世凯以这种办法招待欢迎专使。特示隆礼,但专使等以此为虚文,绕道未走,径入东门。

  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4日,同①,页258。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1912年5月版,页17、65。

  ⑧同⑤,1912年3月3日。

  ⑨同⑦,页10。

  ⑩同⑦,页27、28。

  同⑦,页53。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149、150。

  同⑦,页55。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2,页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71—172。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309—310。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页8。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4月第15版,卷首,页1。

  《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

  同⑤,1912年3月11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页196。

  同⑤,1912年4月11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3月16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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