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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袁世凯传-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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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1898年3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6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1898年夏天达到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8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10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页159。

  ⑤同④,页160。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页338。

  ⑦同④,页160。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页84。 


出卖维新派

  9月14日,袁世凯遵旨入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9月18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20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20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9月25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25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28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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