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_(墨顿[1].亨特_着)-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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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哥是：一种专利药，抗感染药，牙膏，食品。
非洲黑人的腿的数量是：2，4，6，8。
克里斯蒂·马修森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垒球手，喜剧演员。
古尔德教授说，贝塔方案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合理地测量普通的心理能力，因为识字不多的受试者可以完成一些没有画完的图形（比如，在一张脸上补上嘴，或者给一只兔子加上耳朵），可其它许多问题只有当受试者有专业的信息（给一只灯泡加上灯丝，给网球场加上球网，给投手的手上放一只球）时才能正确完成。当一些来自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移民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的答案看上去肯定是愚不可及的。
而且，的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正如耶基斯在1921年他自己的报告中所表述的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其人口正由于较差的基因血统的增加而降格的社会。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高出低能儿水平一点点，尽管特曼以前曾把这个年龄拔高到16岁。古尔德说，这些令人万分惊讶的数据增强了美国的仇外心理、种族仇恨和精英治国思想：
新数字达到了使优生主义者嘲笑的地步，而他们早就预测了最后的结果，并为我们不断下降的智力水平发出过哀叹。智力下降是对低能儿和贫穷者的生育不加控制的后果，是黑人的血液通过种族通婚广泛传播的后果，也是把大量南欧及东欧移民渣滓放进国内来酿成的后果。
耶基斯还支持哥达德在艾利岛上的数据，他报告说，阿尔法及贝塔方案显示，南欧及东欧的斯拉夫人种比北欧和西欧人种智力差些，这些“发现”促成了1924年的移民法。
然而，随着智商争议的升温，智力测试在30年代也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了，到40年代，这种降温速度更加提速了。同时，总体智力的观点也退下来了，利用先进统计方法而形成的新研究法，在心理特征的所有“因素”或者特征簇中都找到了特别的相关性，因而使g的意义或者有用性蒙上了阴影。
尽管如此，一些测量一系列心理能力，并能得出叫做智力的综合分数的测试法，继续被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着。到60年代，这样一些测试又一次受到攻击，这次是受到人权运动者的攻击。有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了否认有任何智力存在的地步。比如，纽约大学的马丁·多依奇教授1971年强调说：“智力是一个很方便的用词，可以解释某些行为，可我怀疑，事实上，这东西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倾向于像波林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说人们不能讲出智力是什么东西，可是，那就是智力测试可以测验出来的东西。
尽管长期以来都有对智力测验的反对意见，可智力测试总还是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着，而且用得有其道理。
一方面，这些测验的确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有何等的表现，哪些孩子应该给予特别的关心，或者应该施以何等样的强化教育。
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对完全双胞胎和兄弟双胞胎的复杂统计研究，特别是那些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家庭哺养的双胞胎，研究结果比古尔德所能确立的证据有力得多，即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因此，智力测试除开能测试后天所学外，的确还能测出天生的能力。
（“可遗传性”是指在某一指定特征中，人们之间差异的范围有多大一部分来自基因。如果智力的可遗传性发现为零，则智商测定可变性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乎零到200左右的变量都不是基因导致的；如果可遗传性为百分之百，则所有的变量都是基因来源所致。今天，持“遗传信仰”的心理学家们将智商的可遗传性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养说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从百分之五十到零不等。在最近的一次相当有说服力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大卫·W·富尔克、约翰·C·德富里和罗伯特·普罗明测试了245位不同年龄的继子、其生物学父母及其继父母的认知能力，结果吃惊地发现：与不在场的生身父母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加，而与继父母的相关性却随时间减少。从这个数据当中，研究者计算出，心理能力的可遗传性在7岁时为约百分之三十六，而在儿童期稍后几年会变得高一些。）
智商争议潮起潮落，反复起伏；政治蒙蔽科学，科学又为政治所用。这场争斗还在继续着，目前还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不过，从早期智力测试中直接传下来的正统版本，现在已经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它们还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它地方得到广泛使用。
不管人们管它叫做什么，也不管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观点如何，事实是，心理测量是有用的，对社会（尽管不是哥达德和特曼脑海中的社会意义）是有益的，而且始终还是心理学F对现代美国生活和其它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老问题，新答案
到19世纪90年代，人类在经过了约24个世纪对意识如何工作的思辩之后，好象到达了理解它的边缘。万德特和詹姆斯的信徒们以极其困难的方式对他们有意识的感觉和思想进行了内省式的检查。弗洛伊德在偷偷地察看自己和他的病人阴沉的无意识深处，而比奈也准备好测量儿童智力的成长。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在对无法说出它们内心体验的动物玩一些把戏，而且还把这种把戏称作心理学研究呢？
给小鸡吃两种毛虫，其中一种假设苦一些，这怎么就能够提高对人类意识的理解力呢？（我们说假设，因为研究者们本人从来没有尝过这些毛虫。）或者，把一些玉米芯泡在奎林里，另一些浸在糖水里，再涂上不同的颜色，扔在小鸡的面前。小鸡啄两种玉米芯，很快知道避开苦的那一种，而大鸡们迅速学会了只吃加了糖的那一种。可这些跟人类学习有何关系呢？
把一只饥饿的猫放在一只板条“难题箱”里，让它只有踩上可以打开门的踏板才能逃出去，这样如何就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大问题呢？研究者把这只猫放在板条箱里，再闩上门，在箱子外面挂一片鱼。这只猫看到鱼片，闻到味道后大受刺激，把鼻子挤进缝隙里，把爪子也伸进去，又折回来，在笼子里四处乱抓了2分半钟，直到它碰巧踩到踏板，使门向下滑开。猫猛地窜出来吃掉鱼——然后又被放回去重新试。第二次它干得好些（4O秒逃出来），第三次差些（90秒），而只试了20次以后，它每次就可以立即打开门了。这无疑是增长了见识——有关猫的知识。可是，这跟人类有何关系呢？
把一只狗关在笼子里，先用节拍器放15秒钟的节拍，然后把一些肉末放在笼子里面的碗里，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节拍器响起来的时候，唾液会从狗嘴里滴下来，哪怕碗里面没有放肉末。这如何就能启发人类理解自身的意识呢？许多心理学家第一次听说这个实验的时候，都说它只是一种类型的联想，它可以解释一些动物简单的行为方式，可是，进行实验的研究者却不这样看，他相信自己发现的这个原理将能够解释哪怕最为高级和复杂的人类行为形式。
这些实验和许多类似的实验是一种大胆尝试的一部分，它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目的是要回答——实际上是要消除人们正在进行讨论的一些看法——心理学上最为复杂，也最无法追踪的问题：与思维的本质有关的那些问题。其中有：
——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当我们醒着的时候能够看，感觉和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它会短暂消失（或者，如果我们做梦的话，它好像会离开身体，跑到别的地方去），而在我们死去的瞬间它又会永远地消失。它与灵魂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不是灵魂的一部分？或者，它是不是别的某种同样不属于物质的东西？
——在两种情况下，一种不是物质的存在——甚至不是一阵气体，不是哪怕一个影子的存在——会对它所依存的物质的肉体产生影响呢？它怎么会感觉到身体的感觉的呢？
— —身体死去后，它还能留存下来吗？——果真如此，它存在于什么地方？而且，因为死后缺少与感觉器官和神经的任何连接，它怎么能够感知到它自己所寄住的地方呢？
这只是哲学家、神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长期寻找着其答案的、有关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过程的问题。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还引发了更多的困惑。
可是，对这些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不过，这些答案是大部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厌恶的。意识是一个错觉；我们身体的内部根本就没有一个有形的自我；我们的精神经验，包括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感觉和思维，都只是一些生理事件，它们发生在神经系统内，是神经系统对一些刺激的反应。
在若干世纪里，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以模糊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用词提到过这一点，可是，随着物理和生理科学的发展，这个假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道理了。到19世纪后半期，亥姆霍兹和其它一些生理学家已经就把一些简单的感觉与感觉神经里的电子化学现象相联系了，而万德特的门徒也开始从感觉和感知的基本构成中建构一种完整的心理学了。到上世纪末，反“心灵主义”（认为意识是一个单独的存在物的看法）已在另一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获得力量——动物心理学，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是由达尔文的理论引起的，达尔文演示了人类和其它物种之间的联系。最开始，一些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假设动物具有虽然简单一些，但与我们一样的思考过程；到19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生物学家乔治·罗曼通过“类比的内省法”探讨了动物心理学；他问自己在任何一个既定情形中，如果自己是一个动物会做什么。可是，1894年，动物学家西·劳埃德·摩根——就是这位把两种毛虫给小鸡吃，用两种颜色的玉米芯喂鸡的研究者——用奥克汉姆·雷扎的一句话把这个方法驳得体无完肤：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可以用在心理尺度上处于较低位置的某种精神功能的发挥来解释一个行动，我们就不可能把它解释成较高位置的心理功能发挥的结果。
摩根说，哪怕宠狗玩的一些复杂把戏，也可以用反射和简单联想习知的词来解释；没有必要假定动物中存在某种更高级一些的精神功能的存在。
出生在德国的生物学家雅克·罗艾走得更远。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教书的时候，他通过非常广泛的证据证明，许多动物行为是由“tropisms（向性）”构成的，他用这个词来表示蠕虫、昆虫和哪怕更高级一些的动物因刺激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所有反应。按照他的观点，许多，或者大部分动物行为都是由这样的向性构成的，这些动物只不过是由刺激驱动的自动机。
对人数越来越多的一批心理学家来说，所有这些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如果人类与动物有涉，如果动物行为可以不用心灵主义概念就能得到解释，那么，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也许所有的部分——也能如此。对意识的本质和动作方式这些无法追踪的问题的回答有可能变得异常简单：意识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无法观察到的，而且对行为的解释也不必要。行为——明显可见的、不可缺少的动作——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主题，而不是记忆、推理、意志和所有其它无法看到的、由心灵主义心理学家想象出来的一些过程。能够成为完全客观和严密科学的心理学的真正对象的，不是就不可观察的功能而进行的猜想和假设，而是一系列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得出来的规律，比如猫渴望从笼子中逃脱出来。这是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的许多心理学家们在思考的问题，而这时候，“行为主义”这个词远远还没有造出来，其学说的信条也没有成形。
行为主义法则的两位发现者： 桑代克和巴甫洛夫
上述动物实验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主义原理：自然学习原理（鸡在某种特定的颜色与有甜味的玉米芯回报之间产生联想，猫在踩上踏板与逃脱和食物之间产生联想）和调节形成原理（狗在听到节拍器的声音时产生唾液，这是与人工形成的唾液反射相联系的刺激）。这些原理是由两位有不同背景、不同培训和不同性格的人发现的，一位是聪明而专心致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