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047-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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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活动家发来的贺电，戴高乐总统和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祝他生日愉快。和往常一样，从匈牙利发来一份由亚诺什·卡达尔签署的热情洋溢的电报。出于赫鲁晓夫意料之外的莱恩·卡宾斯基打来的电话，他是列宁的朋友、杰出的共产党员V·卡宾斯基的儿子。莱恩·卡宾斯基当时正在《消息报》编辑部和几位同事回忆赫鲁晓夫持政的岁月。根据卡宾斯基的提议，他们与前总理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仅仅过了一年，1970年夏，赫鲁晓夫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生龙活虎的健康状态。同年秋天，西方出人意料地出版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使他的康复大受影响。
至今尚不清楚西方出版商用什么方法搞到赫鲁晓夫未经整理的录音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编出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确凿无疑的是这本书的问世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引起了震惊和恐慌，而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大惑不解。苏联的报纸指控回忆录是伪造的——这是1964年以来报纸上第一次出现赫鲁晓夫的名字——前总理受到了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佩尔谢的召见，谈话颇不愉快。最后以赫鲁晓夫签署一项简短的声明而告终。声明的大意是他从未将他的回忆录交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任何出版商，并谴责说这种出版是非法的。这一声明第二天就见了报。
1971年温暖的夏日来临了，又逝去了。赫鲁晓夫在田园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常常在椅子上坐上几个小时。九月初，他去看望女儿拉达和女婿阿朱别依，他们的乡间别墅靠近兹韦兹尼城。在他们的园丁（和他自己的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他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采集蘑菇，但他立刻就感到疲惫不堪。他请园丁到别墅去搬了把折叠椅，在树林里坐下休息，他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直到体力已经恢复能自己回到女儿的别墅，从那里他立刻返回彼得罗夫—达利涅依。他一到家，医生马上就把他送进医院。第二天，1971年9月11日下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与世长辞。
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早晨才听说赫鲁晓夫已逝世，《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简短的公告，宣布“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个人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没有刊登死者的简历；也没有报道举行葬礼的时间和地点。
然而，有关葬礼的消息却不胫而走。
关于赫鲁晓夫的葬礼有不少记录。《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罗伯特·卡泽写道：
“克格勃确信在这个天色灰暗，细雨蒙蒙的秋日，没有任何普通公民能接近新处女修道院，只有便衣警察、外国记者、赫鲁晓夫的家眷和几位亲友才允许入内，没有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参加葬礼，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了一只大花圈，已成为荣誉退休者的阿·米高扬也送了花圈。赫鲁晓夫的继承人显然想让他尽可能无声无息地从这世界上最后消失。
“但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塞加给葬礼带来了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当打开的灵柩刚刚移放到墓旁，塞加走上墓穴边新挖出来的土垒成的土堆上、开始向人们说道：‘我们只想为这位我们正在安葬，正在为之垂泪的人说几句话，’他停了一下，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我不想来谈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不准备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父亲所做的种种贡献。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历史将会做出评价。
“我唯一能够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漠然置之。有人热爱他，有人憎恨他，但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从他身边经过……离开我们的这个人有资格被称之为人。不幸得很，这种真正的人现在太少了……。’
“……一支小乐队奏起悲伤的葬礼进行曲，来宾们走过灵柩。赫鲁晓夫的遗体安放在一块红色的缎子上，他身着白衬衫，黑礼服，系着黑领带，他嘴有些噘起，表情不甚自然，脸色苍白，但他著名的侧影却仍然使人一望而知。因为天在下雨，有人打着雨伞遮住他的头部。
“所有的人都走过灵柩后，赫鲁晓夫夫人满眼含泪地将手放在亡夫的前额上，其他家属也都把手放了上去。接着工人们把灵柩盖上盖子，用钉子钉死。站在墓地尽头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红枕头，上面缀着赫鲁晓夫生前获得的二十七枚国家勋章，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勋章。灵柩慢慢地放入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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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979
Title ：名人雅号
Author ：聂岚
Issue ： 总第 67期
Provenance ：新青年
Date ：1986。8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郑鹧鸪：唐代诗人郑谷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崔鸳鸯：唐代诗人崔珏因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诗家天子：唐代诗人王昌龄七绝写得“深情幽怨音旨微花”，而被举为“诗家天子”。
寒酸夫子：孟郊一生坎坷，际遇凄凉，被称为“寒酸夫子”。
长爪郎：唐代名诗人李贺因手指奇而长，被时人称为“长爪郎”。
杜紫薇：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温八叉：温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呼他为“温八叉”。
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他为“五言长城”。
米颠：米芾性格孤傲，行踪怪痴，有浑号“米颠”。
贺鬼头：诗人贺铸，体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人家叫他“贺鬼头”。
梅河豚：宋代诗人梅尧臣以《河豚诗》而得名，人称“梅河豚”。
鲍孤雁：宋代诗人鲍当以《孤雁诗》而得此名。
张孤雁：宋代诗人张炎以《解连环·孤雁》词扬名，人称“张孤雁”。
谢蝴蝶：宋代谢学士吟咏《蝴蝶诗》三百首，时称“谢蝴蝶”。
袁白燕：明代诗人袁凯以《白燕诗》出名，人称他为“袁白燕”。
祁鱼虾：清代祁珊洲，因有“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的诗句，被诗人王渔洋称为“祁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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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980
Title ：鲁迅兄弟
Author ：李晚成
Issue ： 总第 67期
Provenance ：现代家庭
Date ：1986。9、10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从怡怡深情，终至分道扬镳，酿成人生一大悲剧——
一
鲁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了哥儿仨。自己居长，老二作人，老三建人。也许是那个浸满书香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不甘没落的信念所致，从小先辈们就对鲁迅兄弟寄予了厚望；其中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为甚。
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情分自然比旁人也厚，有点什么趣事，常常合着伙的干，很少相瞒。秋天里，桂花飘香，家里人爱在桂树下歇晌，鲁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表演起自编的儿童剧；把大人逗得乐不可支。冬天，家中盛水的大缸里结了一层薄冰，鲁迅敲碎后捞了来分给周作人吃，咬得满嘴爆响。当然，他们也有扫兴的时候。有一次，鲁迅从一张“老鼠成亲”的画中得知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于是与弟弟一咬耳朵，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啥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但对兄长却毫无责备之意。
当然，兄弟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性格上自小就属截然相反的两类。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有一次，他们听说新台门王宅的私塾有个叫“矮癞胡”的先生，对学生特别刻毒，凡学生要小解，都须事先请求，得到了“撒尿签”后才可上茅厕，对此，三味书屋的同学都很骇异。然而鲁迅不光是骇异，第二天中午，他便率领“义师”去惩罚，到达后，发现无人，大家便把愤怒一股脑儿地泄向了“撒尿签”上，将它们尽数撅折，还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覆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一场大闹中，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虽动手出力，但绝不打头。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牵涉一场科场案被关进了杭州监狱。父母怕株连孩子，赶忙把他们安插到离城不远的大舅父家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早晨起床，常把席子溺得湿透。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甚至连“乞食的”话儿也吐出了口。鲁迅知道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滋味不好尝也得吞下，但他又不愿让周作人的心灵多受刺伤，于是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周作人年小，居然对这些艰难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学，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养病的父亲突然狂吐起鲜血来。为请名医，家中忍痛卖掉了田产。“名医”最后是请到了，可用的药却格外稀奇古怪，药引更是难找，什么几年的陈仓米，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蟋蟀一对”，旁边还注着小字道：“要原配。”百草园中虽蟋蟀众多，但要捉到“原配夫妻”却也不易。为此，鲁迅把周作人找来，事先商定好见了那“虫夫妇”就一人捉一只，好在兄弟间也配合惯了，费了一点周折后，总算捉到了一对，用棉线缚了送进药罐里。然而，奇草怪药还是没有救得父亲的命，不久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但兄弟间这次在困境下的倾力合作，却深深地铭在了两人的心中，一直到兄弟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稚时代留下的总角深情。
二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鲁迅向祖母和母亲磕了一个头，带着行李走了。其时，周作人正在杭州服侍着收监的祖父，未能给大哥送行。到了南京后，鲁迅只能靠鸿雁托书，关心和督促着两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发奋努力，将来成为有用之人。一直到第三年的正月二十五日，鲁迅度完寒假后返校，特意绕道杭州才和周作人匆匆地见了一面。别后，周作人十分伤感，回到屋里伏在香油灯下，以去年春天大哥写给他和周建人的《别诸弟三首》之原韵，和了三首诗寄往南京。不久，鲁迅就回寄了三首新诗，其中一首诗云：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1902年1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恰巧逢上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二十一岁的鲁迅被选中，飘洋过海，去了扶桑。远在东京的鲁迅，更加怀念自己的弟弟们。他给周建人买了许多书，端端正正地写上名字寄去；同时又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邮去了自己的近照，照片背面上写了一溜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周作人收到了鲁迅的相片，轻轻地念着照片后幽默风趣的题词，忍俊不禁之中仿佛又听到了大哥那平静舒缓、兰青官话中带有绍兴方言的声音。
转眼到了盛夏。一天，老三周建人独自呆在绍兴家里，忽见一个剪着短发、脚穿高帮皮靴、一身旅行装束的人从家门口走进来，放下背包行李，笑吟吟地看着自己。他定睛细瞧，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大哥呀！”听到大哥回家度暑假的消息，周作人也即刻从南京赶回绍兴。自此，兄弟仨整天泡在一起，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从国家谈到民族，从爱国谈到革命。当两个弟弟听到鲁迅在日本结识了革命党，并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许寿裳、陶成章一起出版了月刊《浙江潮》，欣喜之极，竟然忘记了吃饭睡觉。周作人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像大哥一样，读书毕业后也去日本。周建人也嚷着要走大哥的路，鲁迅一想到家里的老母亲，就好言劝慰三弟，还是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并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这样好不好？”周建人不高兴地回答道：“我不要你们养活。”鲁迅一惊，又问：“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周建人一见大哥动了真情，再想到大哥平时常跟自己说，我们兄弟要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的话，也就不再使性子了。可是，今后即使在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