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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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马兰礼堂）。聂帅问得很仔细。技术人员告诉聂帅，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听了汇报以后，聂帅认为都比较可靠了，这才放心。”　
　　晚上，父亲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刘长明主任回忆：“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父亲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亲又两次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汇报。16日下午，父亲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父亲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父亲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周均伦秘书回忆：“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当天晚上，父亲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很好，一片晴朗，仅在靶场上空飘浮着一片卷云，确是试验的难得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周均伦秘书回忆说：“指挥部设在一个帐篷里，附近还有一个堑壕，那是掩蔽壕，因为核试验有三大杀伤威力。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光辐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沾染。我们在掩蔽壕里面主要防止冲击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帅也下去了。”　
　　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2）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周均伦秘书说：“氢弹一爆炸，我们都高兴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护士欧阳等年轻的同志先跳出来。我们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氢弹一爆炸，一股热浪就是冲击波冲过来，要把我们吹倒。离我们大概100米左右，指挥部的帐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父亲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军事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次试验的几张历史性照片，其中也有这张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得多的伞状烟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欢呼声中，父亲让刘长明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父亲对身边的张蕴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他的意思是，氢弹的当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威力，在作战实用时完全够了。　
　　这时，父亲已经来到指挥部，帐篷是临时扯起来，还没有弄好。到那里父亲赶紧要通北京的电话。先给周总理报告，讲这氢弹试验成功了，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是300万吨左右。周总理说：代表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党中央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父亲又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讲，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山高水长　蓝天上的中国星　　　
　　我很关心这件事（1）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里，他把卫星与原子弹、氢弹等同起来，可见，卫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主要取决于毛泽东的决心。　
　　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将一颗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转一圈。这就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伴侣一号”。它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苏联举国欢腾。当时，我们这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大家纷纷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我们深知，这太难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11月2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当时毛泽东仍在莫斯科，他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8年1月，美国步苏联后尘，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