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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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父亲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写的。魏巍再三说，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父亲说，他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先不写传记，因为为他写传，而要他本人谈情况，这不好谈。他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父亲近百次找写作组的同志谈话，他一次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又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他激动、兴奋、赞叹、惋惜、痛恨、遗憾……各种情绪交织出现。那时节，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医生和我们建议每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但话题一打开，父亲就很兴奋，实际上每次都刹不住车，有几次甚至一气谈上两个多小时。
1981年11月初，父亲因病住进301医院，前后4个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险，中央领导纷纷来医院探望。父亲做事历来讲要善始善终，决定了的事情他轻易不会放弃，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忆录的整理，多次向秘书交待，哪些章节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并要他转告魏巍，一定请代笔的同志抓紧写。
病情危重的时候，他对秘书说：告诉魏巍同志，万一我的病治不好，现有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别的同志研究党和军队历史时参考。
也就是说，父亲不愿意把不成熟、不准确的东西拿去出版，他要对历史负责。
还好，在301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他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身体又一点点恢复了。于是，继续进行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他多次对写作组的同志讲：“写回忆录，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说：“我们写回忆录不要单纯讲事情经过，更不要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父亲非常认真地审查，每个章节至少看4遍。不实之处，尤其是对自己有所夸张的地方，坚决更正和删除。
那时，父亲的记忆力还很好，对事情的叙述详尽而准确，特别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他的记忆尤为深刻。他说，毛主席过去经常讲，我们是幸存者，是从先烈堆里爬出来的。写回忆录，不应该遗忘先烈们的英雄事迹，能够提到的先烈要尽量提到。所以，在他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大批先烈的名字和事迹，既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战士。
1983年5月，50万字的《聂荣臻回忆录》出版了。父亲在自序中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而已……我写这些，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明。相反，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
《聂荣臻回忆录》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从这以后，写回忆录就成风了。父亲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回忆录出版后，反响会那么强烈，那么受读者欢迎。
1984年12月29日，胡耀邦告诉父亲：“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
邓小平看了，说不错，并且对别人讲：写回忆录就要像聂帅那样，注重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父亲85岁生日那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带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家，给父亲祝寿，他对父亲说：“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还说：“过去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看了才明白。”
胡耀邦在祝寿讲话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尼克松的《领袖们》，一本是《聂荣臻回忆录》。
那天，杨尚昆对父亲说：“上个月金日成访华，你签名的回忆录我及时转给了他。他特让我向你转达他的谢意，并说，聂帅的书，他一定认真看。”
《聂荣臻回忆录》一版再版，一共发行了40万册。1986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特等奖。1988年，由总参二部主持，请国家马列主义编译局译成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1991年，担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看了后也热情赞扬，经与我们联系同意，由明报集团将书改编成繁体字竖排本，在海外广大华人同胞中发行。应广大读者的要求，2005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又一次再版了父亲的回忆录。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2）
关于林彪的问题，是父亲写回忆录时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和林彪前后共事达五六年之久，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林彪个性极强，心机重重，话又太少，很难和他交流，一般人难以与他合作。可是，父亲和他虽然时有矛盾，偶尔也比较激烈地争一次，但总的来说，还能相处下去。林彪也比较尊重他。这可能与父亲的性格比较温和，以及父亲采取的处事方法有关。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尽量支持他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少争论。
据父亲回忆，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曾私下动员父亲，跟他一块干，到四野来当政委，把罗荣桓给换掉，因为他跟罗不好合作。父亲当然是拒绝了，说：你点一下将，要谁我都给，我却不能去，除非中央有命令。
“文革”期间，应该说，林彪对我父亲是念了一点旧情的，否则父亲的处境可能更糟。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父亲只分管科技工作，手中没握有兵权，没挡他的路，所以他手下留情了。否则他也不会客气的。一个想篡党夺权的人，是不会顾及什么情面的。
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写林彪，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彪属于历史上必须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首先他有很多战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他怎么会到副统帅的位置上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长征，一军团是最主要的主力军团。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三军团合并到一军团，毛泽东仍然让林彪当军团长。西征的时候，彭德怀去指挥，毛泽东让林彪去办学校，当红军大学的校长，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岗位。抗战开始，一军团改编为115师，115师是三个师里面人数最多的，林彪又来当师长了，而且开赴华北前线时，115师首先出征，另两个师在后面跟进。抗战结束，中央决定抢占东北，全国支援东北，毛泽东又把因伤久疏战阵的林彪派过去了，如此的重担交给他，说明毛泽东十分相信他。平津战役，林彪的部队唱主角。之后，大军南下，又把林彪放到了重要方向上，打湖南、广东、广西方向，因为敌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多在这个方向，截断了这个方向，就等于把敌人海上、陆上的通道堵住了。到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首先想到林彪，林彪托病不去，才派彭德怀去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了彭德怀，又想起了林彪，把他扶上来了。到了“文革”，毛泽东把他树为“接班人”。这充分说明，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是堪当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
面对复杂的林彪，面对复杂的历史，在写回忆录时，父亲定下的指导思想是：林彪的长处糅合在历史进程中，分散开来写，免得写集中了，有“歌颂”他之嫌，他的短处、错误一小部分也是分开来写，大部分集中来写。这就有了成书后的一节：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回忆录出版后，父亲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些读者说，你聂帅没有实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说成一无是处，林彪坏，是后来坏。也许，林彪的几个问题也糅合在历史进程当中来写就好了，集中起来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聂帅不实事求是，光说林彪的坏话。
其实，父亲说了他不少的优点，只是分散在各章节中，不显眼罢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能够写到这个份上，也有读者说，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
后来许多书籍和影视剧，写到林彪时，就源自于父亲的回忆录。人们认可它，说明父亲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
靠一本回忆录，能够影响那么多的读者，能够给大伙提供学习和批评的资料，是父亲晚年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老家的远房堂弟、在四川省担任领导工作的聂荣贵来看望他，他问道：“我送你的书你看了吗？”聂荣贵说：“看过了。”这里说的书，就是他的回忆录。
他对聂荣贵说：“这是我的历史交待，革命那么多年，我对党没作出什么重大贡献，但是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党的事情。我已经90岁了，比毛主席、周总理、许多老帅，活的时间都长。我的回忆录写好了，我的历史交待清楚了，现在我去见马克思，死而无憾了。”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1）
1992年5月16日，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唁电。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发来的——
惊悉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诵。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
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内地沦落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称我父亲为“父亲”，足见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父亲与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来，早已是一个在中日两国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动人故事，并被拍成了电影。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就是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时光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冈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体验着一种久别的温情，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和妻子加藤麻津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父亲似乎不放心，又补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部被炸伤，伤势很重，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