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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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建国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
山高水长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1）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
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
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好，在中南海开会也好，只要江青在，父亲几乎就不说话。
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
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父亲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向父亲敬个礼，带着父亲的重托走了。据说他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叶帅听了后，说：“你转告聂帅，请他放心，就说我也有同感，聂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
于无声处听惊雷（2）
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
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问：“知道什么了？”
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
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
我说：“给逮起来了呀！”
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
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