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上-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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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救其敝，不读一法最为切要，是在独立主见，不妄读书。无论政治宗
教诗歌小说，毋以群众欣赏，名震一时，一年而数易板，遂取诵之。须知恶
俗之书，为愚人而作者，恒得多数赞美也。但当诵习贤哲著作，其思想感情
超越古今，悠久不朽者，斯乃足为教益耳。吾人读书，恒患多逢恶札，鲜见
佳本。恶书者，精神之鸩毒，其害及于心思。人欲读佳书，当从不读恶书始。
何者？盖人生实短，而时光精力，皆有所限也。
□1914年
11月刊《绍兴教育杂志》1期，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
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
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
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
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
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
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
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
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
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
（Batoh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
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
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
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
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
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
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
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
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无一角
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
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
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
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
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
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
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
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
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
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
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
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
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
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
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
食。（十二年一月）
□1923年
1月
30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儿童的书
美国斯喀德（Scudder）在《学校里的儿童文学》一篇文里曾说，“大多
数的儿童经过了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他们学会念书，但没有东
西读。他们不曾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凡被强迫念那书贾所编的教科书的儿
童，大都免不掉这个不幸，但外国究竟要比中国较好，因为他们还有给儿童
的书，中国则一点没有，即使儿童要读也找不到。
据我自己的经验讲来，我幼时念的是“圣贤之书”，却也完全不曾和文
学接触，正和念过一套书店的教科书的人一样。后来因为别的机缘，发见在
那些念过的东西以外还有可看的书，实在是偶然的幸运。因为念那圣贤之书，
到十四岁时才看得懂“白话浅文”，虽然也看《纲鉴易知录》当日课的一部
分，但最喜欢的却是《镜花缘》。此外也当然爱看绣像书，只是绣的太是呆
板了，所以由《三国志演义》的绘图转到《尔雅图》和《诗中画》一类那里
去了。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
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
正如在秽土堆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
怜的。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
二十馀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得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
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我们先看画本罢。美术界的一方面因为情形不
熟，姑且不说绘画的成绩如何，只就儿童用的画本的范围而言，我可以说不
会见到一本略好的书。不必说克路轩克（Cruikshank）或比利平（Bilibin）
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梦二的那些插画也难得遇见。中国现在的画，失了
古人的神韵，又并没有新的技工。我见许多杂志及教科书上的图都不合情理，
如阶石倾斜，或者母亲送四个小孩去上学，却是一样的大小。这样日常生活
的景物还画不好，更不必说纯凭想象的童话绘了，——然这童话绘却正是儿
童画本的中心，我至今还很喜欢看鲁滨孙等人的奇妙的插画，觉得比历史绘
更为有趣。但在中国却一册也找不到。幸而中国没有买画本给小儿做生日或
过节的风气，否则真是使人十分为难了。儿童所喜欢的大抵是线画，中国那
种的写意画法不很适宜，所以即使往古美术里去找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偶然
有些织女钏馗等画略有趣味，也稍缺少变化；如焦秉贞的《耕织图》却颇适
用，把他翻印出来，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阅。
儿童的歌谣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问。我以前
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
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
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
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
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一■眼，都非含有意
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
看待。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
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
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但是这种作品在儿童文学
里，据我想来本来还不能算是最上乘，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
意思的作品。安徒生的《丑小鸭》，大家承认他是一篇佳作，但《小伊达的
花》似乎更佳；这并不因为他讲花的跳舞会，灌输泛神的思想，实在只因他
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
的世界接近了。我说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儿童空
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
实益。至于其馀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总之儿童的文学
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
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
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
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
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
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
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
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
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
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
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我固然尊重
人家的创作，但如见到一本为儿童的美的画本或故事书，我觉得不但尊重而
且喜欢，至少也把他看得同创作一样的可贵。
□1923年
6月
21日刊《晨报副镌》，署名周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
关于儿童的书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
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
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
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
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
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
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
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
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
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
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
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
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
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
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
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
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
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
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
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盂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
表一篇杂感叫《国荣与国耻》，其第五节似乎在现今也还有意义，重录于下：
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
对。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
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
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
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
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