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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八十年代访谈录-反思人文热潮-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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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连牛人心里都发虚,不知他还能牛几天……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必须要达到公认的水准,否则不敢直腰似的。没有一个文化基础去面对现实,其实有点儿钱就行了,有点儿快乐就行了,有点儿基本的保障让人能干愿意干的事情就行了。
  查建英:然后就细细的去琢磨,怎么把我要做的那些事做好。
  刘索拉:对,得干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心理。我觉得中国教育对这种普通人的心理训练特别少,也没准儿跟八十年代的夸张有关系,也可能干脆就跟革命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系。
  查建英:再往远扯,兴许跟科举文化都有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可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是功利,而且是大功利。那时候没有国际奖,但有状元有探花呀,先金榜题名,然后就是千古流芳。想想儒家学说里,有好多关于君子、小人的谈论、区分,都是激励人要当君子别当小人,当君子是比当小人好,但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当普通人怎么样?正常的、有尊严、有品位的普通人,不好吗?
  刘索拉:其实在天的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甘于渺小是人会享受幸福的本质。咱们的教育弄得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缩小了,生怕当小人物。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夸张式的成功之后,一出国就面临了特别实际的挑战——怎么过渺小幸福的自由日子?我回国来后看到现在一些国内的成功人和不成功人对生活的反应:有些成功人士不喜欢把事情往深了想,对不懂的事坚决保持无知,似乎新信息会威胁成功的安全感;而更多不成功的人却认为只有明星名人有钱人是活成功的,如果不是这种人,就诅咒世界。所有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愿意把自己和人生缩小了享受。其实生活的所有乐趣就在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点儿事情。生活的乐趣不是在于表面的成功和有钱,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赞扬一般人的生活了,把一般人的生活看成失败和白活,这才真是白活了。
  查建英:你说的不止是“海归”吧?
  刘索拉:我说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自从回来以后感到周围的一种气氛。不见得是艺术家也不见得是“海归”。现在的商业英雄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有同样的状况,都是弄潮儿。不是承上启下的,而是半空中爆炸出来的。中国老出现这种偶然现象。于是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乍富式的生活方式,全盘模仿港台,稀里糊涂的把西方一些时髦概念搬过来,把简约主义和暴发户生活方式放在一起推销,把玛丽莲?梦露和女商人放在一起媲美。
  查建英:是啊,北京很多新建筑就像七色进口冰淇淋:欧陆风情、加州棕榈泉、温莎大道、后现代城……其实多元文化、异国情调都是好事美事,要不生活多单调啊,只可惜我们先革掉了自己这一元的文化传统,失了元气,还没来得及复苏,异国情调就从空而降,弄得有点喧宾夺主,我们自己倒没有根底。台湾的龙应台讲到过这个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问题,她问得有道理:是应该跟世界接轨,但你接上轨之后开进开出的列车里装的全是人家的货,那你自己在哪儿啊?
  刘索拉:我们这一代是在没有私有财产和现代文化的社会制度下长大的,所以八十年代出来的现代艺术家和九十年代出来的商人,都是平地春雷、六月下雪。九十年代的成功人不会承认八十年代的那些人,因为八十年代的人单纯,没有商业经验,太热情,如今显得又傻又土。九十年代的很多成功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出了国的,还是回国的,还是没出国的,那种成功更是商业性的。
  查建英:更精明。
  刘索拉:九十年代的人物更主流——商业的成功必须是主流的,没什么可玩儿虚的。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否定也是:你们不占主流我们现在占主流,代表大多数人的心态。八十年代的人,从来不敢以为中国的天下是他们的,且不说艺术从来就不是天下,一出国有个房顶是你的就不错了。而九十年代的人有占天下的气派,因为那些成功和利益是可见的。他们也不屑于出国去碰壁,他们更明白人生。八十年代人的惨状已经足以使九十年代的人嘲笑了,你们想得那么深刻,得了什么?!搞艺术?有房子吗?看不起港台音乐?不发财的音乐是音乐吗?没赚钱你还敢谈艺术?可笑!不说钱的人是人吗?你看我的房子、我的车!他们拼命的攻击深层次的文化和那些讨论文化的人,也显出另外的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对社会的影响比八十年代人的影响更大。一个人能明朗的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没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就能活得坦然。活得坦然和高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也不是表面成功来衡量的。人的一生要是永远强调自己是否成功,是否在主流,就老会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就一代一代出现精神危机。我不是反对成功,而是觉得成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在某件事情上做好了,自然就有好的收获。会享受但不要炫耀,这是一个风范,是一种文明,更无须用自己的地位来打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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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8)



  查建英:对,无论主流还是另类,应该有共存、互惠的心态。前一段在北大教改的争论当中,有位朋友向我解释“海归”与“土鳖”学者的利益冲突时,用了一个词,叫“卡位”,好像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比如说工作只有十份,那么谁先把这十个占住,卡住位子,后来的人就难以竞争了,哪怕你的条件更好。在资源和空间有限而又缺少公平竞争的地方,容易发生“卡位”,它触发了人狭隘排他的本能和有我没你的心态。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色彩更浓,好像还不大有这种东西。
  刘索拉:八十年代有互助的精神,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单纯,一起要把事情做好,总是一起探索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也为别人的成就感动。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世界还很小,谁也没往太远了看。等一出国,发现有那么多国际好处等着,这些好处象征着生存质量的巨大不同,国际基金、商业合同、艺术奖等等。对于音乐家来说,每一场音乐会都意味着下一场的合同,和今后的前途。于是你说的这种卡位的事儿就有了。比如在一个国际音乐节上只能有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时候,就会有中国音乐家在下面使绊儿了。经常会发现你介绍一位中国朋友进入某场合,最后你的中国朋友就把你给呛了。出国以后你能感觉到中国人喜欢卡位,特别有竞争心理。所以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反而危险,比外国人会算计,互相争斗,互相使坏,还非常会利用外国人,非常会吹牛。这点上说,在海外的香港人和台湾人也许比大陆人要单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可算松了口气,用不着计较了吧?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状态。
  查建英:台湾我不了解。在香港住过两年,弹丸之地,人口密度那么高,但我感觉他们的竞争比大陆要规范,因为历史不同、体制不同,他们经过了英国人督制下的改造。而我们这边的体制还在艰难的改革过程中,走走停停,我们离开“文革”也不过三十年,那段历史从没有真正拿到太阳底下来翻晒,很多人竞争起来还带着那股阴毒味道,拉帮派、弄权术……
  刘索拉:如果说台湾地方小,必须得争夺,必须得排斥,那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在大陆。在国内的人没有这种生存压力,国内地方大、机会多……除非还是要争着当主流,当祖师。但是社会是变动的,每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祖师出现,得学会让位给新的祖师。八十年代的人是靠名,九十年代的人是靠钱。每一个时代有一个发烧的焦点,八十年代是烧文化——因为长期的文化封锁;九十年代是烧钱,因为长期贫困。未来的风流人物将烧什么?八十年代的人认为九十年代的人俗,九十年代的人认为八十年代的人傻;将来的人肯定对我们大家都会翻白眼儿,因为将来的人会更自然,更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本质。
  查建英:他们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但希望不再重犯我们的错误。
  刘索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两边互相看不起,是因为两边都不愿意当普通人。我们需要一种正常的心理,来享受艺术和操作艺术,享受商业和操作商业。生活就是如此平淡和有趣的,用不着干什么都想进入史册,用不着为了自己的成功和别人拼杀,更用不着拿自己家的财产和别人较劲。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英雄主义教育有一个反省,因为导致悲剧的往往是野心。
  查建英:一个正常社会,总会有俗有雅,有大众有小资,有新派有老派,应该各种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空间,没必要非得排出个座次来,甲乙丙丁分出个高低,再互相排斥。
  刘索拉:对,排座次,特可怕。只有农民起义才在乎座次。一个长期文明的社会,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所谓安居乐业。
  查建英:我有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去美国旅行,回来之后很感叹。他说在美国海滩上观察,常有人躺在那儿长时间的看书,特别厚的书,然后戴着墨镜躺那儿想半天,再接着看。另外,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一边跑步锻炼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人。他发现这种情景在中国很少能看到,于是就归纳了一句:中国人在活着,美国人在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归纳很有意思。这个区别就是说,同样在活,中国人老在急急忙忙的赶场,生怕错过,因为这个机会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过了这站就没车了,也许又天下大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工作起来很容易抱投机甚至赌博的心理,玩起来呢,又可能是一种昏天黑地及时行乐的放纵。这样的人没有深谋远虑,他有兴奋点、有快感,但没有境界。其实,在西方住长了,我们知道悠闲的调子在欧洲更容易看到,美国有很多工作狂,美国人生活的座右铭是workhard;playhard——拼命工作,拼命玩,但无论工作还是玩,其中都注入着一种精神,我想这与他们长久的信仰有关。
  现在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人心底还是有种不安全感。因为这个社会一百年来不断在变动,而且一变就非常剧烈,最后大家觉得什么都不可信不可靠,除了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和快乐。贫穷的乌托邦可怕,繁荣的乌有之乡也可怕。大家乐于看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消费市场,但我们是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魂市场?我们有十三亿人口,这十三亿人的灵魂依托在哪里?有位美国俄亥俄州的女法官来中国巡回演讲,旅行了一圈之后对我说:我这一代美国人也就赶上六十年代和越战那么一次,都觉得我们经历了很强的社会震荡。你们中国人经受了那么多次震荡,还都那么大幅度,真不能想像你们心理上是怎么适应的?我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因为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我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周围人各种各样的心理扭曲、不平衡和不健康,你觉得难受,有时忍不住要冷嘲热讽,但你明白你其实无法苛责。把任何人扔到这种历史里过一遭,他/她也会得心症,是不是?九二年我去莫斯科,莫斯科和北京有某种古怪的类似,所以我与莫斯科人很容易有亲切、相通的感觉,记得当时一位莫斯科朋友喝着伏特加对我说:俄国人需要麦当劳、需要民主,可是最最需要的就是心理治疗。这朋友叫安德烈,我至今记得他长了一张像花朵一样娇嫩敏感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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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9)



  不过呢,从乐观的角度讲,尽管我们出了种种问题,就像我,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搬回来,还会感觉到这地方一方面乱七八糟,一方面生气勃勃。它有好多地方不规范,小儿科,令人难堪,还有好多事情气得你想跳楼,可也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在发生,包括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人和事。恰恰因为变化快,有很多东西把握不住看不清,难以预卜明天,所以也许你可以做点儿事情。而且你会为在这种环境里头脑清醒坚持工作的人感动,你会特别尊敬他们。这种生活有它独特的魅力。
  刘索拉:对,是,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动荡,有一种心态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随时可以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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