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述金瓶梅(节选)-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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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广征博搜，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小说、戏曲中，找出《金瓶梅》故事所引用的资料，对研究《金瓶梅》本事极有裨益。作者在冯沅君首倡《金瓶梅》“探源学”的基础上，将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除有少数遗漏外，可以说是一篇功力深厚的集“探原”成就的力作。
本文得到一些《金瓶梅》研究者的赞赏。
1965年6月
《金瓶梅的时代背景》 本文原刊于《中国八大小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日本后藤基已撰。东京平凡社1965年6月15日版。后由董玉书译后收在《金瓶梅的世界》一书。该文指出，《金瓶梅》是一部“生动地反映和描绘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作品”。这个时代具有新的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时期”，出现了“新兴商人阶级”，而西门庆正是它的杰出典型。“《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了西门庆这个人物，成功而又出色地浮雕了明末新兴商人阶级富有特征的生活状态。”作者联系16世纪的中国社会，论述《金瓶梅》的故事结构是把主人公西门庆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行为作为经线来描写。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和西门庆的家庭生活、性的行为作为纬线来描写，十分周密、细腻和大胆。这种对“人类的本能行为、性的行为的襟怀坦白的正面讴歌的态度”，“正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新的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金瓶梅》是一部“坦率地、细致地讴歌了16世纪的中国全社会向着新的风气、新的方向开始转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这个经济伦理观、道德伦理观的基础之上，人们的非常开阔而旺盛的思想和行动的市民文学的杰作”。
1970年2月
《金瓶梅研究》 本文载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0年2月版《金瓶梅》两卷本中的附录，王孝廉撰。
该文环绕《金瓶梅》的一些问题，介绍了有关作者、写作年代、评价、创作思想、版本等问题，探讨了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分析了明末豪富之家的主仆关系。在台湾的《金瓶梅》研究中有一定的良好影响。
1974年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 本文发表于1974年普林斯顿举行的中国古典文学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的叙事文学》一书，（浦安迪主编），戴维特？罗依撰。后由王汝梅、张晓洋译成中文后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又载录入《〈金瓶梅〉的世界》一书。作者系美国著名汉学家，《金瓶梅》翻译和研究者，曾发表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多篇。
该文较全面地探讨了张竹坡的评点，是国外研究张竹坡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认为，应该重视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派的小说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张竹坡的评论有较高的评价，这在西方当代文艺评论家中，尚不多见。论文指出，曹雪芹曾读过张评本《金瓶梅》的观点，为继续探讨张竹坡评点的影响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中的不足之处，缺乏必要的分析。
1975年12月
《金瓶梅版本及其他》 该文见于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四卷第二期，韩南撰。1975年12月出版。由丁婉贞译，后收入《〈金瓶梅〉的世界》一书。
该文经过详尽的考证，认为《金瓶梅》的版本可分甲、乙、丙三系，重要考为甲、乙两系。甲系以“万历丁巳本”（即《金瓶梅词话》）本为代表，乙系以“崇祯本”为代表。作者在讨论了现有的各种资料后，依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记载，视《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当在万历三十八九年，但今已失传。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条分缕析，寻流探源，对《金瓶梅》版本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979年8月
《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 本文发表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一辑，马幼恒撰。台湾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8月出版。后录入《〈金瓶梅〉的世界》等等。作者系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现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系。著有 《论〈金瓶梅〉谢跋书》等文。在本文中，首次披露了谢肇淛《小草斋文集》中发现的《〈金瓶梅〉跋》一文，于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过程极有史料价值，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普遍重视。
1980年2月
《金瓶梅零札六题》 本文发表于《小说见闻录》，戴不凡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
本文在《金瓶梅》研究者中影响很大，尤其是作者提出“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小说乃一“吴侬”（即吴地人或苏州人）所写的观点，一反传统是“山东人”的旧见，将探求的视野引向另一个天地，遂为人们所重视。
1980年
《金瓶梅在国外》 本文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王丽娜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作者概括地叙述了世界各国对《金瓶梅》的评价、研究状况以及它的各种外文译本，对拓宽研究者视野，了解《金瓶梅》走向世界的意义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有所裨益。
《谈谈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及其他》 本文发表于《文献》第七期，杜维沫撰。
文章认为，《金瓶梅词话》“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其理由是：（一）至今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金瓶梅》成书之前在民间流传的有关作品和材料；（二）《金瓶梅》书中少数引录自话本的故事情节，内容或多或少都由作者做了改动，以“使之服从于他的作品的需要”；（三）小说吸取了许多当时民间流行的词、曲、韵语等，无法证实不是个人创作；（四）从小说的语言和文章风格来看，在人物和环境的细节描写等方面，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大大前进了一步，个人创作的特点明显；（五）小说全书的故事浑然一体，说明作者在着手创作前，对整个布局有过一番精心的设计。作者还探讨了《金瓶梅词话》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等问题，所以本文尚能给人以启迪，而为人们欢迎。
《金瓶梅论》 本文刊于台湾增尔智公司版《金瓶梅词话》书前，侯健撰。后收入《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一书。作者认为《金瓶梅》有正确严肃的主题，写的是讽刺兼寓言，由人到物的可笑可悯可怕现象，涵盖庞大，结构并非完全枝蔓芜杂，却是条条情节都朝向一个结局，“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奇葩，纵非尽善尽美，却在完备上、洞见上超迈群伦，专以道德意见说，它应当优于《红楼梦》”。作者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来探索《金瓶梅》的意旨，这确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新的探索道路。
1982年
《麻城刘家和金瓶梅》 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期，马泰来撰。此文依据现有典籍的有关记载，考索了麻城刘承禧家和《金瓶梅》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很可能就是出自刘家。
文章指出：谢肇淛的《金瓶梅跋》是今日所知最早评介《金瓶梅》的专文，文中所谓的“金吾戚里”，可能是指刘承禧父亲刘守有的中表和儿女姻梅国桢。据沈德符《万历获野编》和袁中道《梅大中丞传》记载，梅国桢的生平和思想与谢跋所说有相近处。“假如《金瓶梅》成书于梅国祯中进士前，则门客应是锦衣都督刘守有的门客。这也就是说《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前。”文章的这一结论及麻城刘、梅二家和《金瓶梅》的关系，有继续探究的价值。这也是启发人们思绪的新说。
1982年6月
《金瓶梅成书新考》 本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82年6月12至14日，吴晓铃撰。此文原是1982年初作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讲演。原题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吴晓铃在美讲学时提出的新见解》，后由南京师院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编入《文教资料简报》第十一期改为现名。该文认为《金瓶梅》系李开先所作。作者认为：《金瓶梅》应是明代嘉靖时人所写，山东人，又熟悉嘉靖年间的北京，况在北京做过官，与首辅不谐，后罢官回乡里，更熟悉非正统文学，如话本、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宝卷等。文章中一一列举了李开先的生平行事，认为二者完全相合。它在《金瓶梅》作者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1983年
《论金瓶梅词话》 文章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章培恒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作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文中观点，认为是对《金瓶梅》的“溢美”。
1983年9月
《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 文章原刊于台湾《中外文学》1983年9月号，郑培凯撰。
文章不同意台湾魏子云的“政治讽谏说”。作者就《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所引刘邦、项羽故事和酒色财气“四贪词”论述说，这“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借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覆辙”。只要我们对通俗文学传统稍作探索，就会发现，所谓的“政治讽喻说”，“只不过是重蹈《红楼梦》研究早期索隐派的覆辙，架筑空中楼阁，徒使后学者惑于假象，甚至误入歧途”。说明了人们对《金瓶梅》第一回的不同见解。
1984年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宁宗一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论文较早从小说美学的角度对《金瓶梅》作者所体现的小说新观念作了探索，认为其新贡献是：“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趋向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在艺术上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由于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也“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并对作品中的“以丑为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等问题，均作了认真的阐述，有较强的说服力。
《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坛》1984年第三辑，马泰来撰。该文考证了丘志充和《金瓶梅》间的关系。作者列举大量例证，说明丘志充曾有《金瓶梅》和《玉娇丽（李）》的抄本，其来源颇值得探讨。他的儿子丘石常和同县丁耀亢至交友好，这就提示了《玉娇丽（李）》和《续金瓶梅》间的关系。所谓的“万历庚戌本”并未存在于世。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较有启迪。
1985年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一期，朱德熙撰。
文章从考察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入手，认为存在着“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它们互相排斥，不共存于同一种方言。作者选择了《金瓶梅》中的19个具体语例，说明它运用的反复问句是“VP不VP”型的。而属于“可VP型”的反复问句极少，仅有18例，有3例是“VP不VP”和“可VP”的混合形式，见于小说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回中，可以不计，其余15例里有12例集中在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里。而这几回恰恰是他人增补的。这就说明《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南方人的补作。本文从语言上提供新的证据，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尤其是对力主小说作者是山东人之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孙逊、陈诏撰。作者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是中下层文人，特别是书会人才，而绝非上层“大名士”、大官僚手笔的观点。其理由是：（一）从小说所撰回目看，作者的文字功夫粗疏，俚俗；（二）从所题诗词看，作者的文学修养不高，至多是一位粗通文墨，处于社会下层的落魄文人所作；（三）从所写的人物、场面看，作者的生活经历“属于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无疑在数量上占据着压倒的优势”，而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大名士或大官僚，是较难洞悉和熟知他们的。更何况，小说塑造得最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恰恰又是中下层的人物。这些“内证”，正如作者所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发现”。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文章发表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