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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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莫妮卡、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在马丁的家里共进了一顿相当低调的欢庆晚餐，食物是他从自己最喜欢的餐馆里点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的欢乐被一些不祥之兆给削弱了，那么莫妮卡的家人则是很自然地得到了安慰：现在她脱离了坐牢的危险。那天，当莫妮卡出发去她律师的办公室签署豁免协议时，她祖母伯妮丝说：“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了。”
几个星期后，莫妮卡在她祖母的公寓中偶然发现了一个被拉上了拉链的包，里面塞满了小纸片，纸片上是一些潦草的笔记。在观看电视上无穷无尽有关这件丑闻的分析时，伯妮丝记下了她认为也许会与莫妮卡可能卷入的任何将来的官司有关的内容。“她把那种痛苦和害怕留给了自己。”莫妮卡回忆道，“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些什么。现在我们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这样的放松代价十分昂贵。虽然摆脱了可能的牢狱之灾，莫妮卡现在却承受着更加残酷无情的惩罚。一个系统的司法程序已经准备就绪，它一层更深一层地剥去了她的尊严和自我感受。到最后，她被论证成历史上最羞耻的女人。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堕落”始于7月29日，当时她不得不交出总统给她的所有礼物，这些是联邦调查局首次搜查她在水门的公寓时遗漏的。他们还没收了总统在最后一次约会时给她的圣诞礼物；莫妮卡没有告诉特里普这些，所以录音带里没有提到它们。最重要的是，她交出了1997年2月28日与“英俊先生”那次致命相会时她穿的蓝色GAP衣服。当时她母亲不知道，1月丑闻曝光时，它就在纽约她的公寓里，但5月它被带回了莫妮卡在华盛顿的公寓。它被送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DNA检测，检测结果后来决定性地、独立于其他证据地证明，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了性关系。
很多观察家质疑道，莫妮卡到底为什么不在签署豁免协议前毁掉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干净。“不得不交出这件衣服，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说，“我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才把它交给了检察官。我想过把它洗干净，然后说，‘衣服在这里，但它已经被洗过了’，但我十分担心自己受到了监视。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测谎测试，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违反了法律——破坏了证据。于是我就会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并失去我的豁免权。”
正如她解释的那样，莫妮卡从来没有像琳达·特里普——一如既往地展现着她对事实的一贯漠视——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这件衣服当成是一件战利品。首先，她一点也不确定那些小污迹是什么。它们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酱，这是她与总统约会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确定，所以在把这件衣服交给麦克·艾米克时，她告诉他，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些污迹到底是什么之前不要对外公布她的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这件衣服仅仅30分钟后，媒体就报道说，检察官现在得到了它。难怪当询问程序在水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开始时，莫妮卡对斯塔尔的副手们的信任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新低：她害怕媒体几乎会同步听到她的每一个评论。
询问过程很长，很单调，而且残酷地窘迫，特别是在她被问及有关她与总统的亲密行为时。两天之后，羞辱真正开始了，两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提出了有关两人性关系的非常细节的问题。当她被问及总统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裤子下面时是否对她进行了手淫时，莫妮卡的眼泪雨点般流了下来，她不得不离开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这种反复诘问的记忆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谈论这样的私人话题太亵渎、羞辱了。很难公开谈论一个隐私的性生活时刻。十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需要的细节程度是有问题的。”
当检察官们要她告诉他们什么问题会让总统感到他们知道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是琐碎的，从而让他吃惊，让他失去镇静时，这同样让她十分不安。莫妮卡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她会告诉他们事实，她说，但她决不会帮助他们指控总统。“我不想成为帮助你们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对他们说，“我不是琳达·特里普。我没有对这个程序着迷。”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在一个星期折磨人的询问后，8月6日，莫妮卡被安排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莫妮卡很担心她即将在法庭上说的话，出庭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入眠。作为独立检察官的一位证人——而且还是极为重要的一位——她会由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陪同，但她决定不像琳达·特里普做的那样坐联邦调查局的车子去法庭：莫妮卡想让世界看到，虽然她得到了豁免，但她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诱饵。与此同时她和她家人很担心她的安全，知道有些人因为她有效地作证反对总统而痛恨她。又一次，曾经被称为这个家庭“防卫部长”的比利·马丁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莫妮卡用她自己的车子，由无比忠诚的沃尔特·埃勒驾驶，但联邦调查局特工会陪伴在一边。
当莫妮卡·莱温斯基到达华盛顿机构大道联邦法院门口准备作证时，守候在法院门口的媒体队伍的规模让她很震惊。然而，现在莫妮卡在摄像机面前是一名专业人士，在走过两侧簇拥的闪光灯、麦克风和叫喊的问题时不再需要拧自己的屁股来停止神经兮兮的傻笑。因为，即使在她的紧张和焦虑中，幸好还有很多可以朝之微笑的东西。他们的冷藏箱里装满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们的头上铺展着用来遮挡8月烈日的帆布篷，还有大箱子和有条纹的草坪躺椅，“莫妮卡海滩”上庞大的媒体队伍寻找着整个世界，仿佛他们在报道一件国家大事。
经过媒体的栅栏进入大楼后，她不得不为长长一整天的作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她十分紧张，以至于当她被传唤作证时她开始全身颤抖，她担心自己会说错什么，或者不能表现得让斯塔尔满意，于是他就有理由取消她的豁免权。她非常感激，她没有完全被剥夺希望和
舒适。主审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已经作出指示，她不希望莫妮卡的父母出席，因此整个“莫妮卡队伍”代替他们坐在那里给莫妮卡精神上的支持。朱迪·史密斯保证休息时饼干、巧克力和软饮料在边上等着，斯泰恩、卡切里斯、普雷斯顿·伯顿、霍夫曼和鲍伯·布雷德霍夫都随时准备着提供建议和鼓励。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这个经历使人感到羞辱和痛苦，因为表格上使用的生硬词汇彻底诋毁了作为这件风流韵事基础的感情。“让人痛苦的是，”莫妮卡说，“检察官、媒体、公众，每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口交上，似乎它是关系的主要部分。从来没有一次，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只是为了进行口交。事情总是比那些生硬的描述更有激情和爱意。我对那种对我们关系的狭隘看法很敏感。”
在作证时，莫妮卡试图和陪审员们进行视线的交流，希望带领他们进入自己的故事。对于一个希望每个人——甚至斯塔尔的检察官们——都喜欢她的女孩来说，这一天最困难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看到一些陪审员脸上的敌意。不过，似乎她并非惟一试图与别人交流的人——有个人也许试图向她传递一个信息。作证结束后，检察官们告诉她，他们认为总统这天系着她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他们不愿在她作证时告诉她，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让她不安。
回到水门家中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精疲力竭的莫妮卡；作为无法出席听证会的补偿，她焦虑的母亲买来了她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鸡肉炒面。莫妮卡打开电视查看总统的领带，他在那里，确实系着她送的领带。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支持和友谊的信号。“我原来以为他也许会在我作证前一天系我送的领带来刺痛我。我用我的生命打赌，他是有意这么做的，无论他在他自己的证词中怎么否认这一点。”
听证会终于进入了最高潮，现在莫妮卡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大陪审团，压力全到了总统身上。在她作证几天后，现在的形势是：他不仅要在白宫通过视频线路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询问，还被安排在之后对全国说话。
在她的内心中，莫妮卡希望他在几个月前就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相信，如果他承认并道歉的话，他们两人身上的压力早就没有了。然而，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于是不得不面对后果。现在莫妮卡在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结果看到他们搜集了如此多反对总统的证据，她甚至更为他担心了。“我的豁免协议意味着，我必须说出真相，而不管其后果如何。所以无论是对他有利的，还是对他不利的，它们都在那里。我无法再保护他。”
8月17日，莫妮卡焦急地等待着他对全国的讲话，想要知道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当时还没有公布的证词是否与她自己的证词相符。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和她的编剧丈夫克里斯当时正在纽约，他们试图使她的注意力离开总统即将开始的演讲，但没有成功。
那天晚上，那个她曾经想和他结婚的男人所说的话让莫妮卡和大部分美国人都极为失望。在大陪审团面前与斯塔尔和他的六名副手四个多小时的争论使总统——他最大的天赋就是他的说服能力——显得有些疲惫和不安，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像他被抓住的事实那样让他非常遗憾。很多观众觉得，他对自己说谎并没有多少真诚的悔恨，而对莫妮卡受到的对待毫无歉意。
在他的电视讲话中，历史上第一位在调查他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总统第一次承认，他误导了公众，虽然他强调，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所作的证词“在法律上是准确的”。他承认，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有“不合适的”关系，他说：“我知道我有关这件事的公开评论和沉默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我误导了人们，甚至包括我妻子。对此我很懊悔。”然而，他四分钟的讲话更多地不是在坦白、道歉和悔悟，而是愤怒地企图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只是到了最后，才有一点真诚的火花混了进来——他指责肯尼斯·斯塔尔调查他的私生活，要求停止独立检察官四年的询问。
莫妮卡坚持单独观看他的演讲，他的讲话让她流下了泪水。他完全是一个政治家和总统；她在比尔·克林顿身上看不到一丝那个男人的影子，那个她曾经如此深爱的男人。“他的演讲让我很受伤，很愤怒。”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垃圾。”
现在她看到了总统对她的态度，她说：“我怀疑我怎么可能爱上这个男人。他是如此地自私和自我中心。我原来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支持的表示，告诉这个世界我是一个聪明的好人
，阻止别人如此残酷地对我。我还觉得，他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毕竟，很多父亲会不仅仅在言辞上批评克林顿的行为。我父亲对总统的职位很尊重，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虽然对从前的爱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但她无法完全抹去记忆——他曾经对她意味着什么。第二天，8月18日，克林顿一家飞到玛莎岛的葡萄园度年假。当莫妮卡看到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手拉着手走向等着的直升飞机时，她“为切尔西感到可怕，因为没有年轻人希望想到他们的父母卷入了性丑闻。我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接下来的两天她呆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受斯塔尔副手们的询问。在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