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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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共识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们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

作用。
　　民族共识很难以统计或社会调查求得，社会的人受到政治、生计、习俗、时

尚等的干扰影响，不得不作许多权宜的决断，而这些权宜经常变成厚重的利益覆

盖，使民族共识被遮没。在此，就需要更有穿透力的批判反思。

2

　　带着课题读金庸小说，是否会犯自我诱导而作“过度诠释”的错误？金庸小说

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民族共识”？细读金庸小说，我觉得金庸可能有这种意

图。他笔下的武侠行为，可以读成是在描述“社会交流”。
　　哈贝玛斯把社会交流主要看作语言——行为（speech－action）。武侠世界，

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打斗，金庸笔下的技击，远远不只是一种身体行为。真正的功

力来自于某种籍典，某种讲述。甚至，讲述本身代替对斗。《书剑恩仇录》中借

论易，讲穴位比武；《射雕英雄传》中演绎《道德经》比武。比武本身成为交流

，武打规范也就成为交流规范。
　　正由于此，武功到天下第一，此人就把自己*入绝境。《神雕侠侣》中孤独求

败（好个名字！）留下遗言“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武无第二

”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断了交流之路。
　　再例如，哈贝玛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集团利益，交流原型受到“系统扭

曲”，结果是被各种社会成见遮蔽。在现代中国，对交流原型干扰最大的因素，

是“进步”与“现代性”。不是说这两个概念应当对中国当下情况负责（不少学者

如是观），而是压力来得太急，前景又被说得太好，为了目的就不择手段。
　　金庸小说有许多“系统扭曲”的妙例。《侠客行》中“侠客岛”上刻石的“

绝世武学”，只是貌似甲骨文。天下最高明的许多侠士，钻研几十年而不得解。

“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每一句都在故意诱人误入歧途，可是钻研图谱之人，又

有哪一个肯不钻研注解？”
　　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是现代前夕的中国。除了《越女剑》，全部作品锚定在

十七世纪前的中国，大部分在明清，部分在宋元。而且金庸相当自觉地排除近现

代各种外来思想的干扰，甚至避免写连《红楼梦》都常写到的西洋器物。金庸小

说固然常写炸药，用法简单，可以算作土产。可能《笑傲江湖》带定时装置的炸

药，是个例外。例外的定时炸弹最后没有用得上，或许并非例外。“进步”这个

对现代中国思想干扰最大的因素，被暂时悬置，“现代性”推迟到问题之外。只

有《鹿鼎记》写到西洋人设计大炮，写到与“罗刹”国的外交——中国关系史上

最后一个没有冲击“国本”的事件——无怪乎这是金庸的封笔之作。
　　金庸小说，是一个多产的现代作家的一大批作品。这批作品的特征之一是相

当匀质（可能《鹿鼎记》是个例外）。金庸专家或许能够判断出前后作品文体的变

化，或者价值观的变化，或者讨论各部作品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的演进。但是作品

如此匀质在其他现代作家中几乎见不到。很多论者试图分出金庸小说发展的几个

阶段，就我的课题而言，可以把金庸全部作品，不区分前后期，作为一个文化学

研究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的读者群，几乎覆盖全部“文化中国”。当代中国人

文化分层，政治分割，地域分散严重，却共读金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没有

可以比拟的例子。广大的金庸读者，除了迷恋故事情节，喜爱文笔描写，不一定

自觉地在分享某些最基本的，不以文化程度决定的交流范型。
　　因此，要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中国民族共识，没有哪个作家比金庸更为合适。
　　作如此研究，并非没有困难，金庸作品并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却卓然不

群，很难当作社会典型。所以我做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研究，我的工作是仔细剥

露情节与人物，在背后寻找中国思想的公分母。

3

　　作为武侠，金庸小说首先突出的共识问题，就是“什么是成就？”此事牵涉到

中国思想一个老题目，道与器，演化出体与用。只是到现代，这问题越弄越糊涂

了。
　　对金庸小说世界，也一度成为问题，即《笑傲江湖》中分裂武林成两大派的

“气宗”“剑宗”之争。气宗讲究以气御剑，剑宗讲究招式精妙。原因是百年之

前，二派的宗师抢夺《葵花宝典》，各抢到一半，于是各传一半，各有理论根据

。二派不共戴天，而且对“二者都是主”的调和论也不假颜色。派内凡有出言怀

疑者，作为叛徒诛之。
　　剑气之分，近乎外功内力之分。《笑傲江湖》让二派打了几辈子打不出个输

赢，以至于有金学家讨论主人公令狐冲是气派还是剑派。（注6）
　　其他金庸小说中，却一贯宣称“内力”为练武成侠的至要，没有人靠苦练招

式成就出色的武功。《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靠冲虚宁静，养生修炼十六年成其

武功；《连城诀》中的狄云独自在血封的山中练“神照功”，直到通任督二脉，

内力浑厚，才破了血刀老祖之长期围困；《侠客行》的白自在吃了异果而内力超

人。总之，要成大侠，无论正邪好坏，都非靠内力不可。而内力充沛，或饱满，

或精到，是武功之本。内力一失，如《天龙八部》鸠摩智内功被段誉吸去，就毫

无武术可言；《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与郭靖内力坚强后，就能抵御丐帮长老的

“摄魂大法”。
　　反过来，内功如果练得不得法，害了练功者。《笑傲江湖》的任我行，“用

十分霸道的内功，强行除体内的异种真气，大耗真元”，实际上是内功自杀。
　　内力之获得，照例是靠练气，在金庸小说中，却常是依靠读书。《飞狐外传

》胡斐的功夫，来自听行家讲课；《天龙八部》中鸠摩智的拳法，称为“大《金

刚》拳”，“《般若》掌”，“《摩诃》指法”。《倚天屠龙记》张三丰，靠修

习《九阳真经》兼读《道藏》而成为“武当派”宗师；《射雕英雄传》说黄裳细

心校对五千多卷《万寿道藏》成为武林高手。
　　由此看来，内力是一种文化修养，是文功，不是武功。
　　既然武功之武并非武，那么武功的止境，须从器的层面上升华为对道的领悟

，在技艺层面上却“散去武功”。在金庸小说中，“至剑非剑”的故事很多。《

神雕侠侣》留下三剑，利剑，钝剑，最后是木剑，“草木竹石均可为剑”。
　　我想这是金庸小说对器道体用之争的最后回答：至高之侠，主客观合一，物

我相融。《笑傲江湖》讲气剑二派争斗之愚蠢，本是有所寓意，而综观金庸小说

，欲得最高武功，还是甩开此类之争，以无为为本。《笑傲江湖》中，风扬清教

令狐冲”根本无招，如何可破”？令狐冲“孤独九剑”总诀三千字，却“不相连贯

”，使令狐冲终于得到武功的最高境界。
　　无怪乎获得最高内力的人，几乎全是愚拙之人，甚至文盲。《射雕英雄传》

之郭靖，《侠客行》之石破天，《连城诀》之狄云，等等。
　　因此，武功的层层提高，是从剑术，到修养获得内力，到读书得到文功，最

后是跳出功利的器道观，“散去武功”的无功之功，是“无为”而得到的“无不

为”。
　　《倚天屠龙记》剑上铭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书中人物对此理解不同，

金学家也各有一说。我的理解是，倚天之剑，不用，是最超越的使用。正如《射

雕英雄传》全真派开创者王重阳，宁愿把武学经典束之高阁，不练其功。

4

　　小说无法避免道德价值问题。中国俗文学的一贯传统，是道德架构非常严格

，局部性细节生动有趣。因此，传统武侠小说，必须以正克邪善胜恶为主要线索

。结局时，一切都报。
　　金庸小说，善恶的处理，却不循此格局。经常是满江湖鬼魅魍魉无一个好人

。《雪山飞狐》四个侠士的后代，累结互杀之仇，全是抢宝盗贼；《天龙八部》

四大恶人公然追求遗臭万年；《连城诀》的狄云遇到的坏人，一个比一个穷凶极

恶，杀戮无所顾忌，最后面对群凶乱斗，主人公只好长叹而去。
　　正邪之分，更不存在。《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中，都有魔教，或邪

教。（注7）“中原正派”称为正宗。魔教内部抢夺教主地位，政变迭起，阴谋互杀

；但是正宗的武林五岳，为抢夺盟主地位，打杀更加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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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宜作为寓言小说读，这个问题不少论者已经谈及。（注1）
　　但是推论的下一步，或许还可一谈：正由于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武侠小说，

它们并不“反映”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例如“好侠尚义”，“善恶分明”

，“英雄崇拜”等等。（注2）——金庸小说并不反映，而是反思这种国民性，其武

侠题材与寓言主题之间，有明显的张力。
　　大多数金庸小说，可以读成“成长小说”（注3），书中的主人公习武成侠，走

向江湖，但是在经过各种高手威*，卷入打杀报仇抢宝争霸，历遍武侠世界，饱经

沧桑之后，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说，又是成长小说，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成长的标志，是翻然彻悟

，是取得一种超越——即从有限的人生经验，体验到一种无限性。
　　如果说金庸小说“反映国民性”或“表现民族性格”，就会有很多说不通的

地方。国人虽然爱读武侠，而侠义式的善恶分明，却并非普遍的国民性。实际上

中国人比起许多其他民族，善恶并不更分明一些，侠义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国人的善恶观，或侠义观，有其更根本的底蕴。而金庸小说，是这些民族

性底蕴的深刻寓言。在这篇文字中，我称这些为“民族共识”，也就是说，中国

人，无论善恶分明不分明，侠义不侠义，都多少赞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
1

　　我关于民族共识的讨论，当然是受了哈贝玛斯（JungenHabermas）关于“共识

”（consensus）理论的启发。只是哈贝玛斯谈的是社会共识，探讨的是当代多元社

会中有待形成的共识。我想在金庸小说中找到的，却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无

论属于何种阶层或集团，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经存在许多世纪的基本

思维方式。
　　哈贝玛斯作为德国阐释学传统的继承人，强调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行

为”（municativeAction），互相作为认识对象。“经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是

在主体之间分享的”。（注4）
　　民族共识由无数世代的文化积累形成，成为一个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断标准。

一个民族的个体，思想千变万化，但变异往往只能构成个人的特立独行，或局部

的小潮流。民族共识却在民族共同潜意识的深部运作，它的变化极其缓慢、成为

纷乱起伏的各种思潮背后的“原范型”（arch－paradigms）。（注5）
　　哈贝玛斯强调，现代性本身引发进步，同时造成反进步。当代社会的极端分

割多元，各种利益集团必然冲突，导致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crisis）。
　　行为规范危机，在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我认为，这会成为中

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国家，没有一个大致被认可的行

为规范体系，只有应付眼前问题的政策，方法，手段，只顾近虑不想远忧，时间

越长隐患就越严重。
　　这不是几个知识子的危言耸听。近年来，我们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价值失范，

世风沦丧，民族素质严重下降的惊呼，有识之士为此扼腕，苦于找不到解决方式

，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发点。
　　曾经有几个人提出“拉下面子比弄虚作假好”，由此引起争论。但是争论的

另一边，提倡“终极关怀”，陈义过高，也并非天天要算帐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怀，但是宗教的号召力，最终还是必须基于民族共识。
　　因此，我认为哈贝玛斯的论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比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