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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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拍照，但不巧的是，他的相机里只装有黑白胶卷。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曾有很多人因帮助小两口搬家来过这座房子，有可能合法地在现场留下了指纹。而要从中挑选出别人的指纹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有难度的。
有些东西貌似是可能的线索，但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塞在地下室椽木上的一只玻璃咖啡壶。就在发现它之前，警方注意到厨房里的咖啡炉上少了咖啡壶。包括马克在内，没有人能够对它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做出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就算它与谋杀案有联系，它的作用也无法搞清楚。阿尔瓦·布希设法从玻璃表层上提取了几处隐约指纹，结果因残缺不全而不具利用价值。
案发后数日内，警方遍访了那一带地区，与任何有可能见到可疑迹象的居民进行了交谈。隔壁邻居保罗·梅因说，案发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朋友约翰·普兰蒂呆在他家房前门廊处。普兰蒂回忆说，那天上午他去当地一家炼油厂找工作之后，在梅因家呆了一阵子，但没多久就离开那里上别处去找工作了。案发前一天的晚上，梅因、普兰蒂和另外一个朋友曾看到卡拉和马克在一伙人的帮助下忙着搬家。他们三人都说本来指望会受到邀请参加乔迁晚会的，因为梅因是隔壁邻居，而那位朋友在中学时和卡拉也算有过点头之交。但是他们没有受到邀请。只是那位朋友隔着私家车道跟卡拉打了个招呼。
街对面的邻居是一位名叫埃德娜·范西尔的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记得案发当天曾见过一辆白顶红色车停在979号门前。晚会参加者之一的鲍勃·刘易斯说，曾看见隔壁一个“相貌粗俗”的留着长发的家伙用手指着卡拉，喊叫她的名字，卡拉闻讯后便站在私家车道上跟他交谈。那人可能就是保罗·梅因的朋友。
刘易斯听到卡拉回话说：“你的记忆真好，都过去那么久了。”他说他随后跟马克说起了这件事，还提醒他说，如果隔壁住的就是这种人，在了解他们根底之前还是小心为好。马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说卡拉上中学时就认识那个留长发的人，他只是来看看保罗·梅因的。
还有一位妇女当时带孙子去看牙医时开车经过这条街。她和孩子都看见一男一女在私家车道上说话，可惜她的描述只是泛泛而谈，即便经过催眠后接受提问时也是如此。
警方跟卡拉的许多女友进行过交谈，试图了解是否有人对她怀恨在心，比如说被甩掉的男朋友之类。但是她们都说卡拉人缘很好，不知道她有什么仇人。
卡拉的前室友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卡拉小时候就死了父亲，她母亲乔·埃伦改嫁给老乔·谢泼德，现已离婚。据这位室友所讲，卡拉与谢泼德的关系一直不好，他曾打过她，而且对她的朋友总是态度很恶劣。他应被视为有犯罪的嫌疑。案发当晚，他曾跑来向警方提了一大堆问题。如我所言，凶手试图接近警方或介入调查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谢泼德与案子有牵连。
另一个必须仔细调查的人是马克·费尔。是他跟汤姆·菲根鲍姆一起发现尸体的。他可以自由进出房子，而且是最贴近受害者的人。如我在描述乔治·拉塞尔的案子中所指出的，配偶或情人总是应当作为嫌疑对象加以考虑。但是在谋杀案发生期间，马克正在为一个电气业务承包商干活，不少人见过他，和他讲过话。而且包括警方、卡拉的朋友、卡拉的家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深切悲痛是发自内心的。
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警方对面谈过的许多人进行了测谎，这些人在卡拉被害前不久有可能与她有过接触。马克、汤姆和乔·谢泼德都毫无疑义地通过了测谎。实际上没有人没通过。测试结果最差的是保罗·梅因。此人智商不高，那天下午又在隔壁家中。尽管他声称约翰·普兰蒂与他一起呆在他家门廊处，可以证明他没有离开过，但普兰蒂本人——他通过了测谎器测验——却声称，他上午因要找工作离开了梅因家，因此无法说明梅因那段时间待在哪里。虽然梅因的测谎结果值得怀疑，并且不排除他的犯罪嫌疑，但和警方怀疑其他人时的情况一样，也没有证据能够把他与案子直接联系起来。
卡拉·布朗谋杀案给伍德里弗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精神创伤，这一直是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当地警方和州警方对所有能够找到的人都进行了面谈，对所有可能的线索都进行了排查。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破案的希望依旧很渺茫。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转眼就是一年。然后又是一年。这对卡拉的姐姐唐娜·贾德森来说尤其是一种煎熬。她和丈夫特里几乎每天都牵挂并询问着办案的进展。卡拉的母亲和另一个姐姐康尼·戴克斯特拉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与调查此案的官方联系要少一些。
唐·韦伯也备受煎熬，因为他是负责麦迪逊县的州检察官，而伍德里弗归属该县管辖。谋杀案发生时，他担任助理检察官。韦伯既是一位强硬的检察官，又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他迫不及待地要让公众看到，对卡拉犯下的暴行在他的管辖区内是决不能容忍的。他要将杀害她的凶手绳之以法，对此几乎可以说到了着魔的地步。在1980年11月当选州检察官之后，他立即下令重新调查此案。
无论案件拖了多久，如何没有进展，硬是不肯罢休的还有一个人，即该州的犯罪现场调查官阿尔瓦·布希。在一位警察的职业生涯中，总有那么几件案子是他难以撒手不管的。最后正是由于布希的不懈努力，这件案子才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980年6月，卡拉被害整整两年后，布希来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在一起谋杀案的审判中作证，他在伊利诺伊州对牵涉该案的一辆被盗汽车做过调查。在开庭前，他出席了由霍默·坎贝尔博士在县治安官办公室主持的研讨会。坎贝尔博士是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运用计算机增强照片效果方面的研究专家。
“嘿，博士，”研讨会结束时布希跟他说，“我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帮忙。”坎贝尔博士答应查看犯罪现场照片和验尸照片，看看能不能确定攻击卡拉的到底是什么器具或武器。布希把所有相关照片都翻印了一份寄给坎贝尔。
这些黑白照片增加了坎贝尔的工作难度，但是借助精密仪器，他还是得以进行了仔细的分析。通过计算机增强清晰度，他基本上可以将照片上的细枝末节辨认清楚，并发现了几点情况。造成那几道深深的伤口的凶器是一把拔钉锤，而下巴与前额上的裂口则是被人用电视桌的轮子击打所致。他接下来告诉布希的情况使案件的调查出现了新的转机。
“你们注意到那些咬痕了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她脖子上留下咬痕的嫌疑人？”
“什么咬痕？”布希惊讶地对着电话筒说。
坎贝尔告诉他，虽然借助技术手段获得的图像并非最理想，但确凿无疑地显示出卡拉的脖子上有咬痕，而且咬痕相当清晰，如果发现了嫌疑人，完全可以进行对比研究。特别是其中一处咬痕与皮肤上任何其他伤口或伤痕都没有重叠。
与他们迄今掌握的任何其他证据不同的是，咬痕属于确凿有效的证据，几乎与指纹同等有效。在调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大学生联谊所发生的谋杀案中，坎贝尔曾经将特德·邦迪的牙齿与一名被害人臀部上的咬痕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为给这个臭名昭著的系列杀手定罪提供了有力帮助。坎贝尔在邦迪受审过程中曾是起诉方证人。（1989年1月24日上午，邦迪在佛罗里达州被送上电椅处死。此前，我们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对他做过详细的访谈。永远也不会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断送在他的手上。）
伊利诺伊州警方拿到坎贝尔博士的咬痕图像之后，立即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最初的几名嫌疑人身上，特别是隔壁邻居保罗·梅因。但是在警方获得梅因的牙模后，坎贝尔发现，它与犯罪现场及验尸照片上的咬痕不能吻合。警方随后便去寻找梅因的朋友约翰·普兰蒂，看看他知道这一新的情况后，会不会仍认为梅因有犯罪嫌疑，但是却无法找到他。
警方还做了其他破案尝试，包括请来伊利诺伊州一位有名的巫师。他在对案情细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说：“我听见滴水声。”在警方看来，这显然是指卡拉的尸体被发现时的情景。但除了说出凶手的住处离铁轨线不远这一点以外（在麦迪逊县，多数人都是这样），巫师提供不了多少帮助。
即使掌握了咬痕这一线索，案情还是进展甚微。1981年7月，唐·韦伯及其四名下属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刑事调查法医学研讨会，作为他出任州检察官之际重整机构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得知韦伯要去参加研讨会，坎贝尔博士建议他带上布朗一案的照片，届时请洛厄尔·莱文博士看一看。莱文是纽约大学司法牙科学家，将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莱文研究了照片，虽然同意坎贝尔关于某些伤痕肯定是咬痕的看法，但是说他无法做出有把握的对比研究。他建议警方开棺验尸，认为“棺木是证据的冷藏室”。我本人并不认识莱文，但是久闻其大名。他曾为纽约的弗朗辛·埃尔夫森一案做过分析。（他的工作一定非常出色，因为比尔·哈格梅尔和罗莎娜·拉索去克林顿劳改所访谈卡迈因·卡拉布罗时，看到他已经把所有牙齿拔了个精光，以免上诉时仍旧被判有罪。莱文博士后来成为了纽约州法医部门的领导。）
1982年3月，韦伯和州警察局的两名探员出席了圣路易斯大都会地区重案组的训练年会。我也到了会，向与会的众多人员概述了个性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的理论。虽然我本人并不记得跟他们交谈过，但韦伯在他关于此案的研究成果《沉默的证人》（与小查尔斯·博斯沃思合著）之中说，他与他的同事在听完我的演讲后，走到了我的跟前，询问我是否能够将刚才所讲的内容用于他们的案子中。我明确告诉他们，可以在我到匡蒂科后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我很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
韦伯回去之后得知，伍德里弗警察局的里克·怀特也参加了年会，并且独自得出结论，认为请我出马有可能是侦破布朗一案的可行办法。怀特与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安排他带上犯罪现场照片前来匡蒂科，由我当场做出分析，提供我的看法。韦伯当时正在为几起案子的开庭审理做准备，抽不出身来，但委派了州助理检察官基思·詹森与怀特、阿尔瓦·布希及兰迪·拉欣一道前来，拉欣是与他一起去圣路易斯出席年会的几位警官之一。他们一行四人驾驶一辆无警车标记的巡逻车，行驶八百多英里赶到了匡蒂科。时任伍德里弗警察局局长的唐·格里尔也从佛罗里达的度假地飞到华盛顿与我们碰头。
我们在会议室见了面。四位调查人员一路上都在整理思路，讨论要对我讲述的见解和看法。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喜欢在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下自己得出结论。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我们在许多情况下参与办案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是替别人擦屁股，但这次的情况不同，他们来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真心想来这里，也真诚期望我能为他们提供建议，使他们的调查工作步人坦途。
我跟阿尔瓦·布希尤其合得来。他跟我一样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因耿直坦率而得罪过不少人。事实上，为了让布希能来匡蒂科，韦伯对那些从中作梗的人威胁说要动用自己的政治影响。
我要了犯罪现场的照片，专心致志地看了几分钟。我提了几个想搞清楚的问题，然后说：“准备好了吗？你们或许要录下我的看法。”
我告诉他们的第一点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尸体最终被放置在室内有水的地方，像浴缸、淋浴间或容器等，其目的并不像我们在亚童案中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消灭线索或证据，而是为了“布置”犯罪现场，使其面目全非。随后我说，他们毫无疑问已经与凶手面谈过。他就住在左邻右舍或者附近一带。这种案子几乎总是邻居或家人所为。不会有人大老远跑来作这种案。如果凶手身上沽上了血——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他能够在附近找到地方清洗干净，并处理掉他的血衣。我们要找的凶手在作案时显得从容自在，知道不会有人打扰。要么他十分熟悉卡拉，要么他已观察了很久，掌握了卡拉和马克的习惯。由于你们找他谈过话，他一直很配合你们的调查工作。他觉得这样一来就可以控制住局势。
他那天下午去卡拉家并没有预谋杀害她。杀人是后来产生的念头。如果事先有预谋，他就会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