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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白话易经南怀瑾-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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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以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友谊赛,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

  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迭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列它为两派六宗。

  所谓两派:(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所谓六宗:(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前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 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益和沿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易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造卦爻辞例,便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演唱会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串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沿秉和颇得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引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与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惟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明辩。《礼记·五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洁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辩的作用。但在明辩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始,错综重叠,旁通漫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专长、坤、复、睽、家人、归妹、渐、姤、、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十六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无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特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昼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洁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伯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伯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担承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便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白话”以外,再加“讲解”,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作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

 

易  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并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是占卜用书。本条目讨论宽泛的易经,即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在古籍里仅提到名字的“连山”、“归藏”(无论是否事实存在)则不予讨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有人认为,占卜之书的性质并不能掩盖《易经》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宗教中生发出来,《易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易》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含阴阳鱼的圆形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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