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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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
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化归于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年奏云：
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
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