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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郭德纲话说北京 郭德纲 著-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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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药方拿过来了,这哥哥一看,差点气死。先甭说药,先说头里脉案写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人家是大姑娘,他愣说产后失调,气得大哥不敢骂街!一骂街,回头妹妹一问,一说非气坏了不可。
  这位太太直催:“抓药去!”
  “哎!抓去。”
  出来,没法抓呀!花钱多少不提,这药不治那病,在街上转半天,买了点黄花儿冰糖渣儿,回来了。
  进门:“那屋大妈说了先不用吃药,回头吃错了更坏。先拿这熬点水,搬搬汗,好了就好了,不行上医院。”
  黄花儿冰糖渣儿熬一大碗,让妹妹喝,妹妹喝完了,盖俩被窝,又压上一件大衣,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妹妹好了。
  这天星期日,大哥不上班,说:“咱得教训教训这先生。”
  告诉妹妹:“你上对过大妈那呆会去,不叫你别出来!”又告诉太太:“那天谁请的先生,还请来。我呀,躺床上,让他给我诊脉。把脑袋盖上,别掀开,他问,就说怕冷,昨天吃一服药见轻,求您再瞧瞧。”
  妹妹出去了,一会儿先生也来了。进门一看,还是那个人,炕上还是那小孩儿。
  “天冷,不让掀开。”
  “不要紧。见轻吗?”
  “见轻。”
  “行。”
  坐下了,皮包放好,把大哥手拉出来诊脉。倒霉,这大哥在银行上班,没干过累活,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看不出女的男的!
  这诊着脉,还理胡子:“好!略见好转,往下打一打,淤血还是不净。”
  这位大哥听到这儿,从被窝里蹦出来,啪!给先生一个大嘴巴!
  这先生一躲没躲开,把鼻子打破了。
  “哎,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一打嘛,淤血不净!”

 
北京话剧
 
  评书和相声是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两种形式。评书由一名演员表演,谈古论今,述说历史。相声分很多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五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是化妆相声,二三十个人的是相声剧,七八百人,那是——听相声的!也没有七八百人一块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了!
  艺术表演必须得精练,过去有句话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嘴快,一拍醒木“春去冬来”,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唱戏的腿快,甭管这地方离这几万里,几个人连台上一转弯,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反云南》,一员大将带四个龙套,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唢呐一吹,四个龙套围着台转一圈儿,四人不动了,这大将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
  废话!再行掉台底下了。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到了。快不快?可又回来了,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戏没法唱了,戏真实也不怎么真实,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
  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四个龙套一举旗:“哦——”跟台上大将唏噜呼噜都进后台了,到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了。这么演真实,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
  这位问那位:“老王,这戏还演不演?”
  “不知道哇!”
  正纳闷呢,剧场服务员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同志,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也好办,跟他们一块上火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嘿!不像话!
  所以说,戏曲表演、曲艺表演必须有它的虚拟性。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强调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话剧。
  北京的话剧,大约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沦陷时北京话剧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话剧还没有形成职业,是靠热爱话剧艺术,并把它当作终身为之奋斗的事来而献身的青年们,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话剧的多次演出,为使北京同胞观赏自己的戏剧而努力。
  1938年夏天,由蔡方、马进等从事话剧的青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体,定名为“北京剧社”,为活跃北京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北京剧社于7月23日公演《干吗》,标志着话剧活动的起点。剧社的社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和一般职业青年,都是热爱话剧的年轻人。
  北京剧社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的七年间共演出《干吗》、《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北京人》等剧目,当时,聚集了许多有志话剧事业的青年,如石挥、马进、杨师香、侯景夫、陈光、舒润华等许多人。除谢世的以外,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许多人仍坚持在戏剧和电影阵地上继续贡献自己晚年的精力。
  北京剧社成立之后,有的学校也成立了话剧团,如育英剧团、晨钟剧社等等。由于租赁剧场困难,他们主要在学校演出,对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
  北京剧社的每个剧目都精雕细刻,决不轻率演出,所以公演机会不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愿望,因此,顾嘉思、范映、陈光等酝酿再成立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打破北京剧社孤军奋战的局面。1941年11月16日成立了四一剧社,宗旨主要是“推进话剧运动,谋多次的上演”。剧社成立后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观者如潮,没有座位了,最后的一位观众借来一百多把折叠椅,满足了观众的愿望。
  1943年,四一剧社与仙宫电影院签订了长期公演话剧的合同,企望由此把业余改变为职业化剧团。天公不作美,第一场演《日出》正赶上大暴雨,剧场停电,仅有的二十多位观众不肯退票,就用蜡烛演出。之后阴云密布半个月,雨下下停停,剧场不愿继续,四一剧社创办小剧院以实现职业化的美好愿望也破灭了。
  四一剧社是热爱话剧艺术事业的集体,并没有因职业化受挫而气馁。又排练了大批剧目。1944年,为了开展话剧活动,争取自己的存在,决定约请京剧著名演员演话剧,这个设想得到了李世芳、白玉薇、张玉英的赞同。经过商议共演了三个剧目:李世芳饰演话剧《秋海棠》剧中名旦吴钧,白玉薇饰演《云彩霞》中的京剧女伶云彩霞,张玉英饰演《一代女伶》中的红女伶,此外还约请电影名演员王元龙担任导演,于1945年3月公演,场内座无虚席。
  此外,除了北京剧社,四一剧社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话剧社,其中成绩显著的是:甲申剧社、晨钟剧社、古城剧社、艺生剧社、北德剧社、北电剧团等。以1944年为例,全年演出的话剧团体十二个,剧目二十三个,共在剧场演出二百五十场以上,被称为“话剧年”。
  从1938年北京剧社成立至1945年抗日胜利这七年的时间中,在沦陷区的恶劣环境中,以北京剧社为榜样,所有的业余团体都坚决顶住一切压力,坚决演出名著,形成在政治上不屈,在艺术上严肃的作风,争取了观众,占领了舞台,可说是北京话剧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为当时话剧演出非常火暴,观众无不先睹为快。一些艺人就改行演话剧,为的多挣几个钱,可是就弄得不伦不类。
  这种演出大都在小书馆小剧场,门口立块牌子,写着剧名,有人在那吆喝:“看话剧,看话剧,五分一位,五分一位。”钱倒不贵,有个老头从这路过,“大爷,看话剧吧,五分一位。”
  老大爷一想,总听人说话剧,没看过,五分也不贵,看吧,掏五分钱,“里边请——”
  进门一看,门口有个桌子,后边坐个人,桌子上有个电铃,里边一个个的座,老大爷坐下了。台上正演着呢,一个少爷向一女的求婚:“啊,亲爱的妹妹,我爱你!”
  “铃——”电铃响,“交钱吧老大爷!”“刚才不给了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前后台三十多人,您也不在乎,交钱吧!”“多少钱?”“五分钱。”“给你!又要钱!”
  接着看,台上那女的说:“哦!亲爱的哥哥,我也爱你!”
  “铃——”又响了。“交钱吧老大爷!”“怎么又来了!”“前后台三十多口子,你也不在乎这点钱。”“多少钱?”“一毛。”“又涨了!”“快点吧?老大爷!”“真要命,给!别来了!”
  台上接着演:“啊,妹妹你嫁给我吧!”
  “铃——”又来了。“老大爷,交钱吧!”“怎么没完了?”“您没看见吗,台上都快结婚了!”“还没结婚我就花两毛了,她要生孩子我得花多少钱?”“快点吧,老大爷。”“给你!”
  台上那女的说:“不,我不要嫁给你啊!”
  “铃——”好么,又响了,老大爷站起来了,“受不了啦,一会一按铃啊!这得多少钱哪!我看看哪个小子按铃,非打他不可。”站起来往外走。“老大爷,干吗去?”“不看了!”“交一毛钱!”“不看也交钱?”“这句你也听见了。”“好么!给你!”
  一掏掏出个两毛来,“找我一毛。”拿一毛钱往外走,“真要命,一会一按铃,不看了,哎,这钱还缺个角儿。不行,我得找他去,一毛钱缺角,花不了。”往回走,“你这钱……”“铃——”“得!这一毛也给你!”心里这气,一边走一边骂,后边过来个骑自行车的,一按铃,“铃——”
  “大爷,看车!”
  “追这要来了!”
  都吓出毛病来了!

 
可鸪进京
 
  旧社会的北京可以说是黑幕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人因生活所迫精神颓废而抽上了大烟,寄希望于幻想。最后的下场是家破人亡,倒卧路旁。有的人沉湎酒色,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天和尚撞天钟,结果被酒色淘空了身子,抛下妻儿无人照料。更有的人被饥饿挤上偷窃的道路,沦为可耻的阶下囚。做了小偷的人心理压力很重,每天生活在精神紧张之中。据说小偷每年也就春节放几天假。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时候偷人家,让人家逢年过节想起来就骂,能挨骂一辈子。再一个,过年时候,人们不是拜年就串门,不得下手。所以他们自己也放自己假了。
  今天,我来说一个笑话,讲的是两个小偷在过年的时候偷东西的事。
  离着北京永定门外十六里的南苑,有一家财主。老当家的姓锛,叫——锛的木。怎么叫这个名呀?年头太多,传乱了,干脆就叫个鸟名吧!家里有钱,水旱田六百多亩,长短工一百多位。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北京前门外五区警察署长了。儿子十八岁了,名叫“可鸪”。反正都是鸟的名。
  这一年正月初二,“锛的木”把小“可鸪”叫到跟前。“儿呀,吃完早饭,我给你穿上你娘给你做的蓝缎子新棉袍子,带上礼服呢的帽头,还给你预备了一头驴,一份褥套,行李,搭在驴背上,上你姐夫那拜年去。到那住几天,看看街上走会的,再上戏园子听听便宜戏,过了节再回来,记住了,告诉你姐夫,让他过了破五之后,派俩警察来,帮咱把债催一催!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了。”
  爷俩一通忙活,牵驴喂驴,打点褥套……。那么,小可鸪的姐夫是警察署长,干吗住他家还带行李?锛的木想了,住姑爷家,人家一定嫌脏嫌土,住店一天被褥钱得花钱,十几里地,小驴一驮,孩子一拉,怎么也省十块八块的。一边收拾,一边说:“小儿呀,你牵驴上了大道,可别大意。不能光看前哪,三五步在看看驴背上的褥套。就是往前走,缰绳也别撒开,道上贼太多了。再一个,见了你姐姐别忘了磕头拜年,好挣点压岁钱。”“行了,你别管了。”嘱咐完了,小可鸪拉着驴走了。
  小可鸪真听话,一步一回头,差不多倒背身牵驴啦。就这么着还出事了!
  从南苑上了大道,走出八里地,到了大红门。路边有个小酒馆儿,卖个小菜酱肉馄饨什么的,也有酒也有茶。小可鸪慢悠悠地背着身子脸冲驴倒着走。小酒馆儿里靠窗户坐着俩人。谁呀?小偷。一个张三,一个李四。正赶上过年,也就是咱刚才说的小偷放假。
  张三、李四商量好了,打算喝点顺心酒,吃点舒坦饭。索性出了永定门,来到大红门酒铺。俩人刚喝了几口,张三往外一看:“四弟,你看,这小子倒牵驴!”李四说:“看这样准是土财主的儿进城串门,这买卖不捡白不捡。”
  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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