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话说北京 郭德纲 著-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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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一听，说得挺好，可一看不对，教书的满脸书生气，这小子满脸野气！
“既然教书的，我这有个对子的上联。你对上下联，你就是教书的；对不上，偿命！”
“老爷，您说吧！”
前两天，有个人送给知县三匹黑缎子，老爷就拿这个出题。说：“三匹天青缎。”
他一想：“六昧地黄丸。”
老爷一听，还可以，挺工整。
“好，这个算你对上了。再听这个上联：上堂鼓，下堂鼓，左五右六。”
“我对：紧伤寒，慢伤寒，阴七阳八。”
“行呀，听这个：新官到任上打一把金顶红罗伞。”
“我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乌鸡白凤丸。”
老爷一听，怎么净药丸子？一定是个卖野药的！一拍惊堂木：“胡说！”
“闹汗。”
“放屁！”
“着凉。”
“滚下堂去！”
“另请高明。”
“干什么的？”
“卖野药的！”
知县这个气：“画供！抵偿。”
“老爷，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我又对上下联了，怎么还偿命啊？”
老爷一听：“好吧，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押下去，游街示众。”
游街怎么游？穿一个大白坎肩，写上罪状，还得让他背死孩子，手里敲着铜锣：“各位乡亲，如果谁有病，可别让我治呀，我没有真能耐，一针把人家孩子扎死了！这么长的针哪！”
“嘡嘡嘡——”一通喊。
刚走了俩村，他不背这孩子了，让徒弟背，跟这两班头商量：“二位头，我背不动了，这么办，我光喊行吗？这死孩子叫我徒弟背会儿，孔夫子说过，有事弟子服其劳。”
他还找着根据了！
这徒弟十二三岁，背一个四五岁的死孩子，也有分量，往身上背，直打晃。游了两个村，小徒弟脸色苍白，直吐白沫。二位班头一看：“行了，别背了，一会这也玩儿完了。”
“哎，卖野药的！本来还应该再游，冲你这小徒弟怪可怜的，现在把你们放了，可不许再治病了。”
爷俩趴地下直磕头。往前走吧，刚过一个村，卖野药的说：“徒弟，背着箱子。”
他又把串铃拿出来了：“祖传名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百病全治呀！”
又来了！
徒弟说：“师傅，怎么还治病呀？”
“废话！不治病，吃什么？”
刚吆喝了两三声，也该着，旁边大门一开，出来个女的，四十来岁。
“先生，水臌能治吗？”
“拿手的！”
“进来吧！”
一进屋，炕上躺一个大胖子，四十多岁，肚子大得跟扣了一口锅似的。
这女的问：“先生，能治吗？”
“病治有缘人！这得扎针呀！”
小徒弟一听一哆嗦。
女的说：“先生，能扎好吗？”
“八法神针，一针下去百病全治，可是贵点，一百块钱。”
他想扎一针多挣点，干别的去。
“先生，太贵了。”
“八法神针，保好！”
“只要保好，给您！”
“拿来吧！”
女的拿出一百块钱，他接过来，一揣。药箱子拿过来，一开箱盖，把大扦子拿出来了。一撩大胖子衣服，对着肚脐眼，刚要扎……
小徒弟一看，扑通跪下了。
“师傅，别扎了！你再扎死这个大胖子，我可背不动啊！”
京城旗人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后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
说甚龙争虎斗。
在中国历史这座舞台上，改朝换代如同是逢场作戏一般。昨天臣子弑君，今天父亲杀儿，明天哥哥宰兄弟，后天舅舅害外甥，一会儿媳妇当皇上，一会儿姥爷挤兑外孙子。历经了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江山在人们手中争来抢去。明末，李自成起义攻入北京，末帝崇祯煤山自尽。后来，铜棍打死吴后部，刘宗敏霸占陈园园，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嘛！吴三桂下沈阳搬清兵，九王爷多尔衮带兵入关，江山易鼎，改国号为大清。自清朝建立以来，在北京城也就多了一种身份特殊的人，这就是——八旗子弟。
八旗最早是努尔哈赤设立的，它是军政兵民合一的组织。所谓八旗就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北京的老人们都知道，北城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正黄旗和镶黄旗居住。南城崇文门和宣武门，分别是正蓝旗和镶蓝旗居住。西城西直门和阜成门分别是正红旗和镶红旗居住。东城东直门和朝阳门，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居住。
清朝统治者历来对八旗非常重视，认为八旗是立国之本。因此，政府不惜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经济上给予八旗官兵优厚的待遇。八旗官兵的开支，居然占去清政府总支出的一半以上。
八旗官兵除了定期领取定额粮饷之外，清廷还要分给他们份地。所谓“份地”都是清军入关后，在北京郊外通过几次强行圈占而来的土地，按规定每个旗丁授田三十亩，说起来，这都是百姓们的血泪田。
清政府企图在经济上给八旗旗丁享受优厚的待遇，以便使他们长期保持勇武精神，为大清效力。但事与愿违，享受优惠待遇的旗人，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不少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气，而把“遵守祖训，保持旧俗”早就忘到“云南二条胡同”去了！
旗人由于钱粮丰厚，可以说是铁秆庄稼。所以旗人在“吃喝穿戴、规矩排场”上是非常讲究的。
在晚清的时候，虽然大清国势每况愈下，然而皇上吃饭也还是水陆珍馐八十一样。那些亲王郡王府第，每餐也不下几十个菜。每次饭后喝的茶不是毛尖就是雀舌，而且用盖碗泡后，只喝一次，然后就把茶叶倒了，决不再续水。府里佣人把倒的茶叶晒干，每月光卖这个茶叶，就能挣二三十两银子。
进少支多，入不敷出，几乎成了清朝末年旗人的真实写照。这些旗人无生计可做，真是成了些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破落一途。破落的旗人下场凄惨，颜面难顾，实在是难以入目。不过，在清朝兴旺时候，旗人的规矩礼节，排场派头可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旗人的故事……
嘉庆年间，北京东城根小哑巴胡同住着一个姓曾的京官。弟兄九个，他最小，人称九老爷。曾九老爷既是京官又是旗人，那个派头儿就甭提了。特别是他对跟班儿的，处处要规矩，半句话答不好，非打则骂。北京干听差这一行的，都知道九老爷不好伺候，无论给多少钱也不给他干。这一下，可把曾九憋坏了，过去他出门或是会客，或是玩儿，后面总跟着两三个跟班儿的，如今九老爷成光杆了！
这一天四月十三，他忽然想起来了四月二十是他的盟兄弟——住在西城根儿坛子胡同的闷三老爷家里办喜事。他必须得贺喜去。可是没有跟班的，叫赶车的拿着拜匣充跟班的？那叫人家看见还不笑坏啦。情急生智，对！曾九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在乡间给曾九家看坟的赵二有个儿子。九爷叫他，敢不来吗？
赵二的儿子，小名儿叫三儿，十七八岁。为人忠厚老实，不爱多说话。曾九看他那老实样子，就管他叫“傻三儿”。其实傻三儿是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傻三儿他爹给曾九看了一辈子坟，种了一辈子地，活活累死了。曾九欺负三儿傻，说：“三儿，你爹死了，这些活归你干，地也归你种，秋后甭交钱，交粮食吧。”“那，交多少粮食呢？”“你呀，把地上边的都给我送来，地坡下边的你自己留着。”三儿点头说：“好吧。”等到秋后收了粮，三儿把地上边的用车拉着给曾九送来了。曾九一看，差点气死，原来，三儿没种别的庄稼，全种的山芋，他把山芋蔓子都给曾九送来了。干生气没办法。“那什么，过年咱俩换过来吧，你留地上边，我要地下边。”三儿说：“也好。”等到第二年秋收，三儿又拿车拉来了，曾九一看，差点气哭了，这回种的高粱，他给曾九拉了两车高粱根子来。曾九说：“明年我要地上地下两头的，你留当中的。”过了年秋后，三儿又来了，这回种的是玉米，他把玉米留下。三儿送来两大车玉米根玉米穗儿。九爷气得在院子里直蹦，九奶奶直劝：“行了，别跟傻子生气。”曾九说：“他才不傻呢，我倒真是个傻子！”
这回短跟班的，曾九一想，干脆让三儿去，自己家门的奴才，省工钱。九奶奶一听省钱，也就答应了。
三儿来到曾府。九爷说：“三儿呀，我要提拔提拔你，机灵点，将来我在衙门给你挂个名字，比种地强！”三儿说：“是。”转天早晨，曾九梳洗已毕，头戴缨帽，身穿长袍，外罩八团龙褂子。穿戴好了，把拜帖礼单放在拜匣里，又拿出出门用的烟袋。这烟袋乌木杆儿，白铜的烟袋锅，翡翠的烟袋嘴。就这烟袋嘴，放在嘴里时，半拉脸都能照绿了，平常在家曾九舍不得用，非得出门的时候才用呢。曾九因为没跟班儿的，一个月没出门，今天一试，不太通气。“三儿，把烟袋通一通。”“怎么通呀？”“茶房门外墙上挂着一根通条，一通就行。”
三儿来到茶房，把烟袋嘴烟锅拧下来，也没抬头看通烟袋的通条，一眼看见了茶炉房通火用的火筷子。他抄起火筷子就通，通了半天没进去。一看，地上有个砸煤的锤子，抄起锤子把火筷子往烟袋杆里砸。这回可省事了，喀嚓！烟袋杆儿两半了。三儿吓一跳：“呀，两半了。”正发愣呢，九爷那催他，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杆秤，那个秤杆儿长短粗细和烟袋杆儿差不多，伸手摘下来，解开秤钩秤绳，去了秤砣，剩下一根烟袋杆，这头安上烟嘴，那头安上烟锅，挺好，就是多点秤星。
一进上房，九爷骂上了：“怎么这么慢！快点，走！”赶车的早等着呢。九爷上了车，三儿问：“老爷，我坐哪呀？”刚才通烟袋慢了，老爷就生气，这会又傻问，老爷火更大了：“没你的座，跟着车跑吧！”由东城根到西城根当中绕过紫禁城，足有十五里路，等三儿跑到西城根，早累得喘不上气来了。
曾九带三儿到里边见了闷三爷。客厅里坐了很多人，大伙全起来打招呼，把曾九让在上座。三儿也不装烟，也不倒茶。别人都纳闷：九老爷今儿带的跟班怎么那么傻呀？别人给曾九倒了碗茶，曾九稍欠欠身：“有劳尊驾。”可是不能马上喝，这是派头。这时候，傻三儿跑得又累又渴，正想水喝，一见曾九没喝，他一伸手端起来了：“您不喝，我喝！”一扬脖儿喝了。曾九说：“放下！”“放下就放下！”曾九一看，茶碗见底了。心里气，可在别人家不能闹呀。气哼哼的：“来，装烟来。”三儿拿出烟袋，装上烟，把烟袋嘴递到九爷嘴里，这头燃了根火纸捻儿点烟。曾九一边跟别人说话一边嘬，越嘬越不着：“你点哪！”“我的火纸没离开烟锅哪！”曾九腮帮子都酸了，也没吸出烟来。“这烟袋你通了吗？”“通了。”“那怎么回事呢？”说着往烟袋杆上看，大伙也随着看。哟！怎么这么多星呢？这是什么呀？三儿说：“秤秆呀！”“哗！”大伙全乐了。曾九那脸都气紫了，大声喊：“滚回去！”三儿说：“回去就回去。”三儿来到大门外找着赶车的：“走，老爷叫我坐车回去。”赶车的刚把车卸了，听说回去：“好，回去睡他一觉。”于是套上车让三儿坐上去，一甩鞭梢走啦。
曾九在这玩儿了一天，天晚了，向主人告辞，一出门，嗯？车没了！扯开嗓子喊：“车！我的车哪？”有人说：“九爷，您的车回去了，那位管家坐车回去了。”曾九一听，气得直翻白眼，没法，走回去吧。这一走，可受罪了。他穿的官衣，袍褂顶子、翎子、朝珠，这种打扮一定得迈方步才好看，还不能歇着，跑快了成僵尸了。一步三摇走完这十几里地，到家门口，弯着腰跟拉痢疾似的，又好像犯了痔疮。九奶奶隔窗户一看：“哟，怎么哈巴哈巴成鸭子了？”赶紧搀进屋来，曾九连嘘带喘地把事一说，最后一伸脚，全是大泡。赶紧叫三儿。三儿一进门，曾九眼里冒火，跳下床要揍他，一欠身坐在炕沿上，两脚着不了地。九奶奶说：“傻小子！你怎么把老爷车坐回来了？看，这一脚泡，去找个修脚的，给老爷挑泡。”三儿说：“什么叫修脚的？”太太说：“就是拿刀子割脚指甲的。”三儿说：“上什么地方找去啊？”九爷真急了，也顾不得脚疼了，跳下床，“咣”，踢了一脚：“混账！外面找去！”三儿撅着嘴：“找就找，踢人干吗？”
找修脚的得上澡堂子里找，三儿刚进城摸不清，在马路上找起来了。�
